1950年的台北监狱里，除了关着吴石将军之外，还关着一位重要的“罪犯”，他是国民党第92军的中将刘建修，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学生。 一九五零年的台北监狱，弥漫着一种混合了铁锈、霉味和绝望的沉闷气息。 在这里，关押着形形色色的人，其中有一位新来的“犯人”格外引人注意。 他是国民党第九十二军的中将刘建修，黄埔军校第四期出身，半生戎马，如今却因牵连进所谓的“邮电案”，被判了十五年刑期，从高级将领沦为了阶下囚。 初入牢房，刘建修还沉浸在巨大的落差与冤屈中，无法适应这冰冷的环境。 也就是在这时，他注意到了同监的另一位囚犯。 那人看起来比他年长些，头发已见花白，即便穿着破烂的囚服，身板却依然挺得笔直。 过了几天，他才在一次放风中借着昏暗的光线仔细看清对方的脸，这一看，让他心脏骤然紧缩，掌心瞬间沁出了冷汗。 那张脸瘦得几乎脱了形，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左眼部位呈现一种不自然的塌陷。 他的双腿异常肿胀，几乎看不出原本的形状，挪动时显得极为艰难。 刘建修难以置信地盯着看了许久，终于从那张饱受摧残却依然坚毅的面容轮廓中，辨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吴石，国防部参谋次长，日军陆军大学出身、在军界素有“十二能人”之称的战术专家，一位他曾仰望过的高级将领。 震惊之余，一股混杂着悲愤与困惑的情绪攫住了刘建修。 他见过战场上的血肉横飞，经历过兵败时的仓皇狼狈，却从未见过一位曾身居高位的同僚被折磨到如此不成人形。 他试探着靠近吴石，想询问缘由，但对方只是紧闭双眼，干裂的嘴唇抿成一条直线，对任何搭话都毫无反应，显然是经受了太多审讯与恐吓，已经不敢、也不愿与任何人交流。 直到深夜，监狱里只剩下远处刑讯室隐约传来的声响时，吴石才缓缓睁开眼睛。 或许是察觉到刘建修并无恶意，又或许是在长久的沉默中积蓄了倾诉的冲动，他用沙哑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向这位新来的狱友透露了点滴实情。 刘建修这才惊愕地得知，吴石并非什么罪大恶极的叛徒或匪谍，他的“罪行”在于心系国家的完全统一，在于为海峡对岸传递了关键的军事情报。 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谋求一条他认为正确的、能够避免更多生灵涂炭、促成民族和解的道路。 这个真相让刘建修感到浑身冰凉。 他追随国民党数十年，自问北伐抗日，出生入死，为的是保家卫国。 可如今他亲眼看到这个阵营如何用最残酷的手段，对付一位同样心怀家国、只是选择了不同路径的军人。 他开始反思，自己所效忠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政权？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刘建修成了吴石在狱中为数不多的见证者。 他目睹吴石每天被特务提审，回来时身上的伤便增添几分。 从最初的皮外伤，到后来触目惊心的内伤。 他听说吴石遭受了电刑，电话线缠绕在眼皮上通电，导致左眼玻璃体爆裂，几乎失明，他看见吴石的双腿因老虎凳的折磨而肿胀溃烂，指甲被生生拔去，手指被竹签刺穿，肋骨断了好几根。 每一次受刑回来，吴石都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浑身被冷汗和血水浸透。 但令刘建修震撼的是，无论遭受何等非人的痛苦，吴石从未发出一声哀求或哀嚎，更未曾吐露过半点机密。 他只是沉默地承受着，用残存的意志对抗着肉体的极限。 一九五零年六月十日，那是一个看似平常的早晨。 狱警却给吴石端来了一碗与往日截然不同的饭菜，雪白的大米饭，上面还放着一大块油光红亮的红烧肉。 这顿“最后的晚餐”意味着什么，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刘建修原以为会看到恐惧或慌乱，但自始至终，吴石的脸上只有一种近乎解脱的坦然。 直到那一刻，刘建修才彻底明白，吴石从被捕的那一刻起，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结局。 他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所以才能在酷刑面前坚不吐实，以一己之身承担所有，保护了背后的同志与网络。 吴石被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刘建修后来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最终获释。 时光流逝许多往事都已模糊，但吴石在狱中的身影，他那塌陷的左眼、肿胀的双腿、受刑时的沉默以及最后分肉时的平静，却像烙铁一样深深地印在了刘建修的记忆里，一生都无法磨灭。 晚年的刘建修，每当回忆起那段铁窗岁月，总会提及吴石。 在刘建修看来，吴石用最极端的方式，诠释了何谓信念与忠诚。 他的忠诚，并非对某个政权或领袖的盲从，而是对他内心所认定的家国大义与人民福祉的坚守。 这种坚守，使得他在阴森恐怖的牢狱中，在惨无人道的酷刑下，依然保持了军人的气节与人的尊严。 主要信源：搜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