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死前袁世凯把儿子叫到床前：“你不要送葬，开枪打死穿红衣服的人。”几天后，他又把干儿子段芝贵叫来：“你穿红衣服送我，我才能上天堂。” 一九一六年六月的北京城，闷热得让人心头发慌。 中南海瀛台那间弥漫着药味的屋子里，曾经叱咤风云的袁世凯，已到了油尽灯枯的最后一刻。 病榻前围着他的亲人幕僚，都屏息等待着最终的结局。 就在这弥留之际，袁世凯用尽气力，将长子袁克定召到枕边，声音微弱却异常清晰，嘱咐了一件事。 他死后出殡时，袁克定不必露面，但要带上枪，若在送葬队伍里看见穿红衣服的人，就开枪。 袁克定听得心头一凛，虽不明就里，还是郑重记下了。 几天后，袁世凯又将干儿子段芝贵叫到了床前，他对段芝贵说的却是另一番话，葬礼那天，你务必穿一身红衣服来送我，这样我才能升入天堂。 两个截然相反、充满诡异色彩的临终嘱托，像两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在袁家内部激起了隐秘的波澜。 段芝贵这个名字，在北洋系里不算最显赫，却以另一种方式“闻名”。 他的发迹史，堪称一部旧式官场钻营的教科书。 他出身安徽合肥一个普通衙役家庭，读过几年私塾，学问没见多深，眉眼高低、逢迎拍马的本事却无师自通。 但他真正的人生转折，始于攀上了当时正如日中天的袁世凯。 为了接近袁世凯，段芝贵使出了浑身解数，超出常理的巴结，袁世凯自然心知肚明，但他也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来办事，便顺水推舟收下了这个“孝子”。 段芝贵从此官运亨通，从一个小军官迅速蹿升，成为袁世凯颇为倚重的亲信之一。 他深谙袁世凯的喜好，办事也格外“贴心”。 然而，他的“能干”有时却过了火，甚至险些给主子惹来大祸。 袁世凯清楚的知道此人办事固然“得力”，但手段下作，不知分寸，关键时刻可能反噬自身。 时间推移到民国初年，袁世凯野心膨胀，意图帝制自为。 段芝贵敏锐地嗅到风向，又跳了出来，成为“劝进”最卖力的干将之一，到处鼓吹“共和误国，帝制乃安”，为袁世凯登基造势。 他因此得封“一等公”，看似风光无限，然而，皇帝的龙椅还没坐热，护国运动的枪声便震碎了洪宪迷梦。 袁世凯众叛亲离，在忧愤与病痛中迅速垮台。 而段芝贵这类善于察言观色的“聪明人”，眼见大树将倾，又开始暗中活动，与北洋系的其他实权人物如段祺瑞等暗通款曲，寻找新的靠山。 这一切，病榻上的袁世凯未必全然不知，或者正因有所风闻，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感到了深深的不安与寒意。 他深知段芝贵的为人，贪婪、投机、毫无忠诚可言。 自己一旦身故，这个“干儿子”极有可能凭借旧日身份，插手袁家事务，甚至侵吞家产。 他那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以及积攒下的庞大家业，怎能放心交给这样一头喂不熟的豺狼？ 于是，一个借刀杀人、永绝后患的计策，利用段芝贵贪婪且迷信的心理，诱骗他穿上显眼的红衣，再指令亲生儿子将其射杀。 如此，既能除掉隐患，对外又可宣称是“恪守父命，击毙悖逆之徒”，保全家族名声与利益。 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袁世凯的葬礼在北京举行，在一片素缟之中，果然出现了一抹刺眼的红色。 他混在人群中，盘算着葬礼后的步骤，却不知自己早已成了猎物。 据传闻，在某个街角或府邸门前，袁克定确实拔枪瞄准了那团红色。 枪响了，但或许是紧张或许是段芝贵命不该绝，子弹并未击中要害，只是将他惊得魂飞魄散。 袁世凯的死亡陷阱最终落了空，但段芝贵“跳梁小丑”的面目，也在这一声枪响中暴露无遗。 他转而更加紧密地投靠了北洋新任实权人物段祺瑞，依旧在军政界活跃了一段时间，甚至在讨伐张勋复辟等事件中还有些军功。 但“红衣送葬”的丑闻与笑谈始终如影随形，连同他早年“进献女色”、“民国皮条客”等名声交织在一起，使其难以再获真正的重用与尊重。 北洋政局风云变幻，待到段祺瑞也失势下野后，失去依托的段芝贵便逐渐淡出权力中心，退居天津做了寓公，在赌场欢场中消磨余生，最终于一九二五年在潦倒中病逝。 一段始于谄媚攀附的“父子”情谊，以一场充满算计与杀机的葬礼闹剧收场。 袁世凯的临终设局，虽未成功，却将其对权术的运用与对人性之恶的洞悉，延续到了生命最后一刻。 而段芝贵的一生，则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在那个秩序崩坏、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年代，一部分人如何将个人的飞黄腾达完全寄托于攀附权贵与不择手段之上。 他们或许能凭此一时风光，却终究难逃被利用、被猜忌乃至被抛弃的命运，最终在历史上留下的，不过是一声叹息与几段供人茶余饭后谈论的逸闻。 主要信源：中国新闻网——袁世凯称帝的几个幕后推手:“他害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