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袁世凯头疼欲裂，下令黄石屏为他诊治，却被怒怼：“以权势压我，不去！”于是袁又央人去请，被告知：“先汇4000金！”，众人心惊胆战，袁世凯却哈哈大笑：“赏！” 咱们把时间轴拨回到他在朝鲜发迹的那段日子。 那时候袁世凯才二十出头，别的文人还在之乎者也，他已经看透了乱世的本质——枪杆子和决断力。在朝鲜，他被称作“太上皇”。这名号可不是充话费送的，是他一手一脚杀出来的。当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局势烂得像一锅粥，袁世凯果断出手，带着兵就冲进了大院君的府邸，直接把朝鲜国王的亲爹给绑了送回中国。 这一手把日本人都看懵了。在讲究程序的官场，这叫“擅权”；但在袁世凯的逻辑里，这叫“定乾坤”。他在朝鲜的那几年，可以说是飞扬跋扈，只手遮天，但他确实稳住了大清在藩属国最后的威严。你看，这就是袁世凯，他从来不在乎手段是否合规，他只看结果是否受控。 这种性格到了“小站练兵”时期，展现得更是淋漓尽致。 大家都在史书上看过他练兵，但可能不知道他具体是怎么练的。有这么个事儿，特别能说明问题。他在小站练兵时，军纪严得吓人。有一次，军营里有人聚众赌博，还打架斗殴。袁世凯怎么处理的？他没有一上来就喊打喊杀，而是先玩了一手“心理战”。 他把所有人集合起来，先是高声宣布：“没参赌只打架的，不追究；初犯且受伤的，记过免罚。”这一下，绝大多数人都松了一口气，觉得袁大人真是宽宏大量。等场子稳住了，他突然变脸，指着领头的梁大海怒吼：“梁大海煽动斗殴，按律当斩！” 梁大海当时就吓尿了，拼命磕头。这时候军心其实是动摇的，毕竟大家都是混口饭吃，没想到真要杀人。袁世凯敏锐地扫视了一圈，发现有人面露不平之色，他立刻补了一刀——也就是心理上的补刀。他说：“没有梁大海挑拨，哪有这么多兄弟受伤？今天必须按军法办！”说完，手起刀落，人头落地。 杀完人，他骑马离开，心里想的却是：第一次尝到了大权在握的滋味，真痛快！ 这一手“拉大旗作虎皮”，先宽后严，分化瓦解，最后雷霆一击，简直就是他后来在官场纵横捭阖的预演。他非常清楚人性的弱点，知道什么时候该扮菩萨，什么时候该做阎王。 再说说那个让他背负骂名最重的“戊戌告密”。 历史书上说他出卖了光绪，导致变法失败。咱们换个角度，设身处地站在袁世凯的立场想一想。一边是除了空头支票什么都没有的光绪皇帝和几个书生意气的维新派；另一边是手握实权、根深蒂固的慈禧太后和荣禄。 袁世凯是个精算师，他这笔账算得很清楚。跟着光绪干，大概率是鸡蛋碰石头，大家一起完蛋；倒向慈禧，虽然背负骂名，但能保住荣华富贵，甚至更进一步。他选择了生存。 这对他来说，根本不是道德题，而是一道生存二选一的填空题。可以说，袁世凯从来就没有真正效忠过清廷，也没有真正信奉过共和，他效忠的始终只有他自己和他手中的权力。 说到这儿，咱们得聊聊袁世凯权力的巅峰。 有人做过对比，说袁世凯在民国初年的权力，放到现在是什么级别？答案可能会让你吓一跳：在这个星球上找不出对应的职务。 那时候的袁世凯，手里握着20万全副德式装备的北洋军，这是当时的“核武器”；他控制了全国的铁路、银行、矿山，这是经济命脉；他还能绕过国会直接跟列强借款，甚至为了换取支持去签“二十一条”。 立法、行政、军事、外交、财政，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 现在的美国总统要打仗得国会批钱，想修个路得扯皮几年，袁世凯当年那叫一个“独断专行”。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披着共和外衣的超级独裁者。他觉得只有这样高强度的集权，才能在那个群狼环伺的时代把中国这艘破船稳住。 可是，既然已经当了终身大总统，权力大得没边了，他为什么非要作死去当皇帝呢？ 这恰恰是袁世凯作为旧时代人物的局限性，也是他悲剧的根源。在他的认知里，没有“共和”这个概念，只有“家天下”。 他觉得“总统”是个什么玩意儿？像个大管家，随时可能被赶下台，位置坐不稳，底下的人心就不稳。只有当了皇帝，名正言顺，这江山才是自家的，手下的骄兵悍将才会像当年效忠清室一样效忠袁家。他骨子里还是个封建地主，不相信制度，只相信血统和名分。 而且，他被周围的人忽悠瘸了。那个所谓的“筹安会”，还有他大儿子袁克定伪造的《顺天时报》，让他真以为全天下都盼着他登基。一个精明了一辈子的实用主义者，在权力的顶峰，因为贪婪和信息茧房，犯下了最致命的错误。 他以为复辟是众望所归，结果却是众叛亲离。当年对他言听计从的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一个个都成了“请假王”，谁也不肯出力。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傻。跟着你当总统，我们是开国元勋；跟着你当皇帝，我们就是家奴。这笔账，北洋将领们算得比袁世凯还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