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王范被连降十级，愤恨之下，向中央写下217个字的绝命书，不久后吞枪自尽。信上写道：“我尽了最后的努力，洒尽最后的热血，以一死为党尽忠！” 王范是江苏如东人，穷苦出身。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吓退了不少人，但他是个“硬骨头”，愣是在家乡拉起了队伍。到了1930年，因形势所迫，他只身闯荡上海滩。 那时候的上海，国民党特务多如牛毛。王范为了找党组织，竟然干了一件在那会儿看来“胆大包天”的事——考进了英租界巡捕房，当了一名巡捕。 这就叫“灯下黑”。他在洋人的眼皮子底下，利用巡捕这层身份做掩护，不仅联系上了组织，还成了中央特科红队的一把尖刀。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1932年，因为被叛徒指认，王范被捕了。 国民党的审讯室，那是人间地狱。老虎凳、辣椒水、皮鞭沾盐水……能上的手段都上了。审讯官觉得，这么个年轻后生，几鞭子下去肯定招了。 结果呢？王范咬碎了牙，愣是一字未吐。他甚至还在法庭上跟叛徒当面对质，反咬一口说叛徒是当初调戏妇女被他抓过，现在是公报私仇。这一手“反客为主”，把法官都给整蒙了。 虽然最后还是被判了十年，但他守住了党的秘密，保住了无数同志的性命。 1937年国共合作，王范出狱到了延安。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他在延安保卫处工作期间，破获了著名的国民党“汉中特训班”特务案。 那时候国民党往延安派遣了大量经过特训的潜伏人员，甚至有的已经混到了边区政府里。王范带着人，抽丝剥茧，硬是把这根毒刺给拔了出来。 毛主席对此印象极深，专门表扬他是“锄奸模范”。可以说，在那个时期，王范就是延安保卫战线上的一堵墙。 时间一晃到了建国后。王范历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956年，毛主席视察上海江南造船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主席一眼就看见了王范，笑着问：“王范，你现在在哪里发财啊？” 陈毅在旁边打趣：“主席，他现在可是咱们上海的‘包打听’，管检察院呢！” 主席听完哈哈大笑，那是发自内心地对这位老部下的信任。 可是，悲剧的种子，往往就埋在性格里。王范这人，太直，太讲原则。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上海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但在处理具体案件时，王范发现有些案子证据不足，或者根本就是捕风捉影。 他在内部会议上说了这么一段话：“肃反要实事求是，该抓的抓，可抓可不抓的，坚决不抓。” 这话放在今天，那是绝对的法治精神。但在当时那种狂热的氛围下，这就是“右倾”，就是“立场不稳”。 这一句话，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958年，在这个本该是他在政法战线大展宏图的年份，一纸命令下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连降十级。 这是什么概念？从上海市的高级干部，直接撸到了上海县七一公社，当了个管工业的副部长。这落差，比过山车还刺激。 换做一般人，可能早就崩溃了，或者从此消沉混日子。但王范没有。他到了公社，二话不说，卷起裤腿下地，跟农民同吃同住，硬是把公社的工业搞得有声有色。 毛主席后来听说了这事，发了火：“王范是老同志，怎么能这么对待？”在主席的过问下，他在1962年被调到江苏省体委当主任。虽然还是降了级，但总算是回到了干部队伍。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可能也就是个“老干部受委屈后复出”的常规剧本。但历史的残酷，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 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来了。 王范因为之前的“右倾”案底，加上他刚正不阿的性格，成了造反派眼中的“活靶子”。 那些陈年旧账被翻了出来，当初他在上海坚持“可抓可不抓就不抓”的言论，成了他“包庇坏人”的铁证。无休止的批斗、羞辱，像潮水一样涌向这个花甲老人。 他想不通啊！自己一辈子提着脑袋干革命，怎么就成了敌入？ 他曾试图向北京反映情况，写了一封长信给毛主席，想说说心里的委屈，也想谈谈对局势的看法。可这封信不仅没能送到主席手里，反而落到了别有用心的人手中，成了催命符。 1967年1月，江苏南京的冬天格外阴冷。 面对步步紧逼的迫害，面对无法自证的清白，王范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他拿出纸笔，手颤抖着，但字迹依然刚劲。他写下了那封仅有217字的绝命书。信里没有求饶，没有谩骂，只有一种痛彻心扉的悲凉： “我尽了最后的努力，洒尽最后的热血，以一死为党尽忠！” 随后，一声枪响，划破了南京宁海路64号的寂静。 这位曾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色神探”，没有死在国民党的刑场上，没有死在抗日的战场上，却在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新中国，倒在了自己的枪口下。 王范走得太惨烈，太决绝。 直到11年后的1978年，春天终于来了。组织上为王范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一切名誉。那场在这个老革命身上持续了二十年的噩梦，终于画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