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被鲁迅骂惨了的郭沫若，突然听到鲁迅去世的消息，他没有幸灾乐祸，更没有觉得从此之后少了一个“对头”，从而一身轻。他知道文人之间，有许多的事情是说不清楚的，更何况他与鲁迅都是留日回国的。鲁迅去世了，再怎么说也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个巨大损失，想到此，他提起笔，要为鲁迅送幅挽联。但因为伤心，他的手，微微有些颤抖。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日本东京附近市川町的一间寓所里，秋意已深。 郭沫若像往常一样，在书桌前处理着文稿，窗外是异国寂寥的夜色。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宁静，邮差送来了一封来自上海的电报。 他拆开来看，只有简短的一行字，却像一记重锤砸在心上，鲁迅先生于今晨五时二十五分逝世。 他捏着那张薄薄的电报纸，在书桌前站了许久。 鲁迅，这个名字对他而言，太不寻常了。 这不仅仅是一位文坛巨擘的陨落，更是他一个纠缠了近十年、既是对手又似镜像的“宿敌”的离去。 消息将他的思绪猛地拉回了八九年前的上海。 那时的中国文坛，正是各种思潮激烈碰撞的战场。 刚从大革命浪潮中退下来的郭沫若，与创造社的同仁们，如郁达夫、成仿吾，正高举着“革命文学”的旗帜，热血而激进。 而在他们眼中，早已名满天下的鲁迅，其冷峻的批判与深刻的启蒙，虽则锐利，却多少带些“五四”落潮后的彷徨与“落伍”。 更像一个站在旧营垒边缘的“老战士”，用的是手术刀，而非他们渴望的炸药。 分歧很快从理念蔓延至笔端。 鲁迅在一篇杂文里，不点名地批评了一些空喊口号、脱离实际的“革命文学家”，用了“才子加流氓”这样辛辣的比喻。 这话深深刺痛了心高气傲的郭沫若，在他看来，这是对他们这群真正投身过洪流者的轻蔑与曲解。 年轻气盛加上理念的激烈冲突，促使他提笔反击。 他写下了一系列文章，言辞峻急，甚至给鲁迅扣上了“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这样在当时极为严重的帽子。 那是一场轰动文坛的笔墨官司，双方的支持者摇旗呐喊，看客们则觉得这两位留日归来、同样桀骜的文坛健将，怕是此生难以和解了。 论战并未因激烈的言辞而停止，反而因一些私生活的影射变得更为纠缠难解。 鲁迅的杂文素以洞察人性幽微著称，他对某些文人表面新潮、内里陈腐的“新式才子”的讽刺，被不少人认为影射了郭沫若复杂的感情经历。 这触碰了郭沫若更为私人的领域，引发了他更强烈的反弹与攻讦。 一时间，文坛上硝烟弥漫，两人似乎已从文学路线的争执，滑向了近乎人身攻击的境地。 在许多人看来，这已是无法转圜的个人恩怨。 然而，时代的风云变幻，总在改写个人的命运与关系。 三十年代初，日本侵华的步伐日益紧逼，东北沦陷，华北告急，整个中华民族被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郭沫若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他自身的关注点，也越来越多地转向呼吁抗日、拯救危亡。 而他也注意到，那个曾经被他激烈批评的鲁迅，笔锋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更令郭沫若内心震动的，是鲁迅在一些文章里透出的态度，在民族大敌当前之时，内部的争论应让位于团结，他甚至说出了“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样的话。 这些话，在郭沫若听来，无异于一种超越个人嫌隙的召唤。 他意识到，那位年长他许多的“论敌”，其视野与格局，或许比他想象的更为辽阔。 此刻，鲁迅逝世的消息，将所有这些过往全部搅动起来，沉淀为一种极其复杂的悲痛。 郭沫若感到手在微微颤抖。 那不是害怕，而是一种深切的、混合着悔愧、敬重与巨大失落的情感冲击。 他想起鲁迅那些力透纸背的文字，这个人，以其惊人的毅力与才华，几乎独自承担起了对国民灵魂进行深刻拷问的重任。 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郭沫若铺开一张白纸，他想写一副挽联。 他提起笔，墨在砚边舔了又舔，迟迟未能落下。 千头万绪，从何说起？ 过了很久他挥毫写道：“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 这上联，是对孔子作为思想文化“集大成者”与“开创者”双重地位的精炼概括。 那么，下联写给鲁迅：“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这十六个字，力透纸背。 写罢，他搁下笔，长久地凝视着这副挽联，墨迹在白纸上缓缓凝固，仿佛也凝固了一段喧嚣而沉重的历史。 此刻，所有的恩怨似乎都消散了，留下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另一个知识分子纯粹的精神致敬。 这副挽联，很快便传回了国内，在文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人们从中看到的，不仅是对鲁迅的盖棺定论，更是一种超越个人纠葛、基于文化良知与民族大义的磊落胸怀。 主要信源：《鲁迅全集》《郭沫若全集》《鲁迅与郭沫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