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擅长花钱笼络人，出手从一两万到四五十万银元不等。像对待张镇芳的儿子张伯驹的时候，和和气气聊了个天。然后派人去张伯驹家里送了紫羔皮衣和狐皮各1件，外加2套金丝猴皮褥，当时正值元旦大冷天的时候，送这些就是防止张伯驹被冻感冒。等张伯驹一回家，看到这些东西瞬间就被感动了。 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权力与金钱的缠绕，往往紧密到超乎想象。 当人们回溯那段纷乱的历史，袁世凯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他不仅以军事和政治手腕著称，更有一套精妙而系统的方法，用白银作为润滑剂和黏合剂，悄然运作着庞大的帝国机器。 每天凌晨三点多，北京东华门刚开，袁世凯府上的管家就会提着看似普通的食盒进宫。 食盒里装的不是点心，而是按官阶高低分装好的银票红包，从储秀宫小太监的十两，到首领太监的百两，直至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大太监李莲英的五百两。 这每日的“功课”，为的是编织一张无形而有效的情报网。 信息的传递方式五花八门，极尽巧思。 给慈禧梳头的太监马宾廷，每月能从袁世凯那里拿到两千两“养发钱”，他将梳下的太后头发连同写有消息的银票一并带出。 更隐蔽的，是一条从直隶总督府直通宫内奏事处的专用电话线，电线被巧妙地伪装成宫殿屋檐下的灯笼穗子。 凭借这条热线，袁世凯往往能比军机大臣更早获悉宫廷动向。 1903年，军机大臣荣禄病危，袁世凯便是通过此线抢先得知继任人选可能，当夜便给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府上送去五万两“荐仪”，为自己铺平了道路。 奕劻的庆王府，是袁世凯银弹攻势的核心目标。 这位贪名在外的王爷，书房镇纸下压着一本蓝色账簿，首页便记着“袁项城每月进献”。 每月初五，袁世凯的心腹杨士琦都会驾一辆马车停在王府后巷，车内标着“保定酱菜”的木箱里，实则是搅动官场的银票。 段芝贵能当上黑龙江巡抚，是因为他向奕劻之子载振献上了名伶杨翠喜，而次日，袁世凯便补送了二十万两“聘礼”。 这二十万两，在当时足以武装一个精锐的德械步兵营。 这套以金钱开道的逻辑，深刻塑造了晚清的政局乃至后来的北洋体系。 从徐世昌的官运亨通，到段祺瑞的平步青云，背后都有袁世凯用金钱打通的关卡。 然而，金钱堆砌的权力看似坚固，实则根基脆弱。 1908年慈禧驾崩，摄政王载沯欲扳倒袁世凯，彻查奕劻，却发现庆王府七成收入来自袁府，进而牵扯出六部十三司半数官员都收过袁家银票。 若彻查，朝廷将无人可用，只得作罢。 这笔庞大的“投资”总额惊人，据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估算，1901至1911年间，袁世凯集团用于贿赂的银子超过两千万两，足以兴建百所新式学堂或重建数支北洋舰队。 1916年，袁世凯在皇帝梦破灭中病逝，留下据估算价值逾千万银元的庞大家产。 遗产分割如同一场闹剧。 长子袁克定，这位曾为促父称帝而伪造《顺天时报》的“皇太子”，在主持分家时，利用身份之便，独吞了存在法国银行的二百万法郎及无数珍玩。 然而，坐拥金山却不事生产，加上时局动荡，家产迅速败光。 至1949年北平解放时，昔日的“太子爷”已落魄到需靠街道每月二十元救济金度日，晚年寄居在当年曾被其父用名贵皮草笼络过的世交子弟张伯驹家中，直至病逝。 次子袁克文，才华横溢，名列“民国四公子”，却是个挥霍无度的风流名士。 他吃喝嫖赌，加入青帮，分得的十几万银元很快散尽，最终靠卖字为生。 袁世凯用白银精心构筑的权力大厦，在其身后不过两代，便在其子辈手中化为烟云，徒留笑谈。 袁世凯及其子嗣，将金钱视为权力的燃料与享乐的资本，最终烟消云散，只留下一段权钱交易的灰色记忆与家族衰败的晚景凄凉。 白银会氧化，权力会更迭，豪宅会易主，唯有那些穿越时空的文化瑰宝与这种超越私欲的文化情怀，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历久弥新。 这或许是对财富意义最为深刻的一种诠释。 主要信源：搜狐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