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聂元梓被批准保外就医，但她却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尴尬境地，因为丈夫早已和她离婚，子女也对她不闻不问，出狱后的她竟然连一处容身之所都没有，真可谓落魄至极。也许直到这一刻，聂元梓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因果报应，因为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她自己造成的。 1966年的春天，北京大学正经历着一场即将改变许多人命运的风暴。此时的聂元梓，还是北大哲学系的一名普通干部。与其他文革造反派不同，聂元梓有着老革命的背景。十二三岁就为地下党传递情报，不到二十岁就到延安，接受了完整的革命教育。这样的经历，让她在日后的政治风暴中具备了独特的优势。 1960年，时任北大党委书记的陆平通过聂元梓的大哥聂真，将她从哈尔滨调到北大工作。聂真也是位老革命，其夫人王前更是刘少奇的前妻，这层关系为聂元梓进入北大创造了机会。最初在经济系担任副主任时，聂元梓展现出了难得的工作能力和责任心。她经常走访教授家庭，了解教师们的困难。当得知青年教师厉以宁因为夫妻分居两地而生活困难时，她主动协调，帮助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务实的工作作风，为她赢得了经济系教师们的好感。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聂元梓与陆平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她逐渐对陆平的一些做法产生了不满。聂元梓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肯定，一夜之间，聂元梓成为了全国闻名的革命英雄。 聂元梓迅速掌握了北大的大权，权力就像一剂烈性春药，很快就让这位曾经工作认真负责、待人和气的干部发生了质的改变。她开始大搞政治运动，许多曾经和她关系融洽的教授成了批斗对象。那些曾经感激她帮助的人，现在却要躲着她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聂元梓与知识分子之间复杂的关系转变。在掌权之前，她对知识分子表现出了难得的理解和同情，但权力使她改变了立场。当年那个帮助厉以宁解决家庭困难的干部，变成了批斗知识分子的急先锋。 1968年，工宣队进驻北京大学，这个时间点成为聂元梓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曾经呼风唤雨的她开始逐渐被边缘化，当时的形势风云突变，许多人开始与她保持距离，她的影响力也随之迅速下降。 特殊时期过后，聂元梓被判处十七年徒刑。在狱中，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再用，被指定改称＂王兰＂。这个曾经响亮的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暂时沉寂。监狱的生活让这位曾经的造反派领袖体会到了什么是物是人非。 到了1986年，聂元梓获准保外就医。等待她的并不是温暖的家，而是一连串的打击。她的第二任丈夫与她离婚。这段婚姻和她的第一段婚姻一样，都没有善终。第一任丈夫是哈尔滨副市长，因感情问题导致婚姻破裂。 更让人唏嘘的是，她的子女们也与她渐行渐远。即便在她生活困难的时候，她也不愿向子女开口要钱。她解释说，孩子们也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这种倔强的性格，或许是她革命生涯留下的印记。 在她91岁高龄时，生活已经平静了许多。但讽刺的是，那些帮助她度过困境的，恰恰是一些曾经在文革中被她批斗过的北大教授，甚至是这些教授的子女。这种历史的轮回，让人不禁感慨命运的戏剧性。 聂元梓的晚年生活，成为了一面照妖镜，映照出权力对人性的异化。当年那个意气风发、呼风唤雨的造反派领袖，最终也不得不面对众叛亲离的困境。这种结局，或许正是她在权力巅峰时期种下的因，最终结出的果。她的经历警示后人：任何人在面对权力的诱惑时，都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否则终将自食其果。 经过多年的上诉，她终于获得了一套房子，这是北京市特批的，约定她去世后归还民政局。同时，她的医疗费用获得全额报销，退休金也从最初的600元增加到2600元。但即便如此，生活仍然拮据。她雇了一个保姆照顾起居，每月工资就要支出2000元，所剩无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