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唯一的亲弟弟周同宇，建国后是工业部门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后因病不能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做参事。 在中国现代史上，周恩来是一位广受尊敬的政治家。在他众多的亲属中，有一位与他关系最为亲近的弟弟周同宇，原名周恩寿。 1928年，为了保护家人免受牵连，周恩来要求家中主要亲属全部改名。从那时起，周恩寿便一直以自己的字＂同宇＂为名，直到离世。 兄弟二人的童年并不富裕，家道中落的周家只能依靠八叔的照料维持生计。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所赚的工资仅够自己生活，这使得年仅9岁的周恩来不得不担起照顾弟弟的重任。 14岁时，生活困顿的周同宇告别了淮安老家，跟随二哥周恩溥来到天津投靠四叔。在天津期间，周同宇表现出了优秀的学习能力，不仅成绩优异常常跳级，放学后还主动帮助四叔家做家务。 1921年，周同宇考入南开中学，这所学校不仅是他的母校，更是他思想进步的重要转折点。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先进的革命思想，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觉悟社＂的交通员。 1925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举行婚礼时，周同宇陪同邓颖超的母亲一同前往广州参加。五年未见的兄弟在广州重逢，组织上随即决定派周同宇进入黄埔军校学习。 1927年，一段感情纠葛改变了周同宇的革命生涯。当时正在恋爱的周同宇得知心上人突然离开，前往四川与他人相恋。他向组织请假前往四川寻找那位姑娘。当周同宇从四川返回武汉时，遇到了从上海赶来的周恩来。 周恩来认为弟弟擅离职守，严肃地提出要对他进行＂撤职查办＂的处理。这个处分导致周同宇一度离开了革命队伍，回到东北谋生。 然而，1928年的一次偶然事件让周同宇重新证明了自己的革命立场。当年5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途中遭遇特务跟踪。 在这危急时刻，周同宇接到了兄长的求助信，他立即展开行动，成功地掩护了兄嫂安全转移。这次援助让周恩来深深铭记，认为即便弟弟已经脱离组织，依然保持着对革命的忠诚。 1934年，周同宇的四叔在天津去世。作为四叔的嗣子，周同宇主持料理丧事时，特意在讣告上用周恩来的乳名＂大鸾＂来代表兄长。这一细节体现了他对兄长的体谅，因为当时周恩来正在进行长征。 经过多年努力，周同宇终于在1945年重新与党组织建立了联系。1946年，兄弟二人在阔别18年后在北平重逢。 在叶剑英的安排下，周同宇回到天津开设了＂民生货栈＂，以做生意为掩护为组织提供活动经费和物资。这段时期，他与地下党员周世昌保持着密切联系。 1947年，周同宇因身份暴露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中，他只承认与周恩来的兄弟关系，对其他问题一概不予回应。 最终在周恩来的老师等人的营救下，周同宇获得释放。出狱后，他继续与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为革命事业默默工作。 解放后，周同宇夫妇前往北平面见兄嫂。周恩来建议他先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这所学校专门负责国民党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 周同宇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一年后，被分配到北京钢铁局工作。这标志着他正式回到了革命队伍，开始了新的人生阶段。 在新中国成立后，周同宇进入北京钢铁局工作，担任科长职务。这个职位对于总理的弟弟来说，显得格外普通。 1959年，周同宇偶遇在内务部担任部长的老同学曾山。由于身体状况和年龄原因，在陈赓将军的建议下，周同宇被调到内务部工作。 尽管以周同宇的资历和能力本可以获得更高的职位，但周恩来对曾山特别交代，要求安排周同宇担任低职务、享受低待遇。这体现了周恩来对待亲属的严格标准。 进入60年代，周同宇的胃溃疡病情日益严重，经常需要请假在家休养。周恩来虽然安排他到外地疗养，并请著名医生为他治疗，但病情仍未见好转。 1963年，59岁的周同宇在周恩来的坚持下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这个决定让周同宇家庭的经济状况一度陷入困境，因为当时家中还有四个孩子正在上学。 为了帮助弟弟度过难关，周恩来每月都从工资中拿出200元交给侄女周秉德，让她转交给父母。这笔钱占到了周恩来工资的三分之一，有时甚至达到二分之一。 这种接济一直持续到1968年，直到周同宇的六个子女全部参加工作。即使在工作繁忙的时候，周恩来也会通过卫士将这笔钱按时送到弟弟家中。 在晚年，周同宇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他14岁离开淮安老家，此后再未能踏上那片土地。 当地方政府提出要修缮周家老宅时，周恩来明确表示反对，不允许搬迁院子里的住户，也不同意对房子进行维修。他认为这会助长封建主义的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之风。 周同宇提出想回老家看看时，周恩来也予以否定。他认为即便周同宇是普通百姓，一旦回乡也会给地方增添负担，因为他毕竟是总理的弟弟。 这种严格的要求一直持续到周恩来去世。等到周同宇想要回乡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长途奔波。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周同宇表达了将骨灰安葬在淮安老家后院的愿望。这个愿望寄托着他对故乡深深的思念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