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3月，广西边防某团王营长的妻子程玲玲，经部队批准，在驻地小镇开了一家小

1976年3月，广西边防某团王营长的妻子程玲玲，经部队批准，在驻地小镇开了一家小饭馆。说是饭馆，其实也就是给过往之人下碗面条、炒个小菜之类的，仅有几张桌子罢了。时间一长，镇上的人都称她为“玲玲嫂子”。 1976年3月，广西边防某团驻地小镇上，王营长的妻子程玲玲经部队批准，开了一家小饭馆。这饭馆真不大，几张桌子，几把椅子，简简单单。说是饭馆，其实也就是给过路人、边防士兵下碗热面条，炒点家常小菜，填填肚子那种。程玲玲是广西本地人，家里条件不好，小时候跟着父母干农活，嫁给王营长后随军来了这小镇。王营长常年在边境站岗，工资不多，家里开销全靠她撑着。她就想着开个小饭馆，既能补贴家用，也能给镇上人、部队里的人提供点方便。那会儿物资紧缺，饭馆的桌椅都是她从镇上东拼西凑来的，灶台用土坯垒，锅碗瓢盆也是旧的。她每天早早起来，揉面团、切菜、烧火，忙得脚不沾地。一碗面条成本低，卖得也便宜，加上她手艺不错，葱花一撒，热汤一端上来，香味儿飘出去老远。边防士兵训练完路过，闻着味儿就进来了，吃完一抹嘴，说声“嫂子手艺好”，就挺满足地走了。镇上赶集的人也常来，点碗粥或者炒粉，填饱肚子再赶路。时间一长，大家伙儿都习惯了，觉得这小饭馆就是小镇生活里离不开的一部分。程玲玲人实诚，不爱多说话，但心眼儿好。饭馆赚的那点钱，她没全攥在手里，剩菜剩饭常打包送给镇上孤寡老人。有回邻居家小孩发烧，她半夜煮姜汤送过去，硬是熬到天亮。镇上人看在眼里，嘴上不说，心里都记着她的好。慢慢地，大家不叫她名字了，直接喊“玲玲嫂子”，听着就像一家人似的。她也不摆架子，每天系着围裙，忙里忙外，饭馆虽小，却总透着一股暖乎劲儿。 1976年夏天，小镇上有三个瘦得跟竹竿似的小少年，常在街头晃荡。他们衣裳破，裤子上泥点子不少，鞋子磨得露脚趾头，没人管，也没个正经家。有一天，他们溜达到饭馆门口，肚子饿得咕咕叫，没钱又不好意思开口，就试着问能不能赊碗面。程玲玲瞅了瞅他们，瘦得脸都凹进去了，没多问啥，点点头，端出三碗热面，上面还撒了点葱花。从那天起，这仨小子就常来了。程玲玲没赶他们，也不催他们还账，但他们也不是白吃的主儿。最大的那个叫小明，扫地扫得可认真，灰尘扬起来他还拿袖子捂嘴。另一个叫小刚，爱擦桌子，擦完满头汗。最小的叫小强，手脚麻利，刷碗刷得叮当响，水溅身上也不吱声。程玲玲看他们干活卖力，饭菜就多盛点，碗里肉片比别人多几块。他们吃得满嘴油，偶尔咧嘴笑笑，也不说啥感谢的话，但那份心意彼此都明白。日子久了，他们仨跟饭馆越来越熟。有一回下雨，他们弄了篮野菜来，有蕨菜有马齿苋，带着泥递给程玲玲。她洗干净炒了盘菜，端上来香喷喷的，他们吃得可欢了。后来，他们还学着干点手艺，小明学擀面皮，笨手笨脚擀得厚一块薄一块；小刚看她炒菜，试着翻锅差点烫着自己。几年下来，他们长高了点，衣服还是旧，但洗得干净。每天饭馆关门，他们帮着收拾完，就并肩走回镇上的破屋子，背影看着挺踏实。 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小镇一下子乱了套。炮声从边境传来，镇上的人都紧张。那时候，三个少年已经不是当年那副瘦巴巴的模样，个子高了，肩膀也宽了点。他们在饭馆听说了战争的事儿，第二天就跑去报名当支前民兵。走那天，他们穿着洗白的粗布衣，背着个小包，来饭馆跟程玲玲告别。她没多说啥，端出三碗热汤面，叮嘱他们小心点。他们吃完，碗叠得整整齐齐，鞠了个躬就走了。战争打完，小镇慢慢平静下来，可这仨小子一直没回来。那年秋天，两个部队军官来饭馆，递给程玲玲一个信封，里头是1050块抚恤金和一封遗书。信上字歪歪扭扭，说他们是孤儿，战死了，嘱咐把钱给程玲玲还饭账，还说没给她丢脸。她攥着信，眼泪掉下来，纸上的字都模糊了。她没吭声，收好信，继续忙饭馆的事儿。几天后，她拿着这1050块，走去镇上小学，捐给了学校。那天阴着天，她穿着旧棉袄，在校门口站了半天。之后，每年清明节和他们牺牲那天，她都带点饭菜去墓地，红烧肉、白米饭，搁在墓碑前，跟他们说说镇上的新鲜事儿。她不说啥煽情的话，就是拉家常似的，风吹过，她就慢慢走回去。 45年后，程玲玲75岁了，头发白了，走路得拄拐。王营长转业后留在小镇，守着家，也守着那三座墓。小饭馆还在开，门前多了块木牌，挂着三个少年的黑白照片，模样定格在年轻时候。每天早上，她还是点火做饭，炒菜的铲子声在镇上响着。饭馆墙上有裂缝，可那股温暖没变。镇上人说，这饭馆不只是个吃饭的地儿，更是三个少年的念想，也是程玲玲一辈子踏踏实实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