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顺道回了趟家，看望自己的母亲，谁知95岁高龄的老母亲，望着多年未见的儿子，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 黄旭华，1926年出生在广东海丰，原名叫黄绍强，家里排行老三。父亲是医生，母亲是助产士，家里还开了个药房。小时候，他看着父母治病救人，心里就种下了学医的种子，想着长大后也能帮人解除病痛。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烧到了家乡，他被迫离开，跟着难民辗转到了桂林读书。那时候，日军飞机经常轰炸，他和同学挤在防空洞里，听着外面的爆炸声，看着满城的伤员，慢慢地，他心里那股“救国”的火苗烧了起来，觉得光治病救人还不够，得用科学来强国。 1944年，他考上了上海国立交通大学，学的不是医学，而是船舶制造。当时中央大学航空系给了他保送名额，可他还是选了造船，觉得这能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大学几年，他学得很扎实，1949年毕业那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走上了为国奋斗的路。 毕业后，黄旭华一头扎进了船舶工业。那会儿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他参与了第一艘扫雷艇和猎潜艇的设计制造。这两款船虽然不是什么高科技，但对当时的海军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宝贝”，帮着清扫水雷、保护海疆。1954年，他调到了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开始接触更复杂的设计任务。这段时间，他积累了不少经验，也为后来核潜艇的研发打下了基础。 1958年，国家决定搞核潜艇项目，这可是个绝密任务。黄旭华被调到北京，从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日子。他的名字从家里、从朋友圈里“消失”了，连父母都不知道他去了哪儿，干了啥。 核潜艇这东西，说白了就是个“大国重器”，有了它，国家在海上才有底气。可那时候的中国，技术底子薄得可怜，连参考资料都找不到。黄旭华和团队只能从外国报纸杂志上剪下点模糊的图片和零散信息，拼拼凑凑地研究。计算工具呢？就靠算盘，一颗颗珠子拨得“啪啪”响。测量全靠手工，数据还得三组人反复核对，生怕出一点差错。 1961年，黄旭华成了核潜艇的总工程师，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那年，他父亲病重，家里几次捎信让他回去，可任务在身，他硬是没走成。后来父亲去世，他只能在实验室里偷偷抹眼泪，擦干了又继续干活。为了保密，他连家书都不敢多写，怕泄露一点线索。 研发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核潜艇的结构复杂，动力系统、潜深设计，每一步都得自己摸索。团队里不少人加班加点，累得眼睛都熬红了。黄旭华自己也一样，经常通宵看图纸、算数据。那时候没电脑，全靠人脑和手，硬是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黄旭华这么多年不回家，家里人心里自然有疙瘩。兄弟姐妹觉得他不孝顺，有人背后说他“白眼狼”，连母亲95岁了都没能常常见到他。可他没办法，国家任务压在身上，他只能把这份愧疚埋 Planta心底。母亲呢，虽然也不明白儿子为啥“失踪”了，但她一直觉得他有自己的苦衷，从没真怪过他。 1987年，有个叫《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报告文学传到了母亲手里，里面讲的就是黄旭华的事迹。老人家看完泪流满面，总算知道儿子这些年干了啥。她还特意叮嘱家里人，说黄旭华是为国家做事，别埋怨他。这份理解，成了黄旭华心里最大的安慰。 1988年，核潜艇到了关键阶段，要在南海做极限深潜试验。这次试验风险很高，能不能成，直接关系到整个项目的成败。黄旭华作为总工程师，亲自上了潜艇，和艇员们一起下潜。那一刻，他心里装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国家的期望。试验成功后，潜艇安全浮出水面，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试验完，国家给了他几天假，让他回广东海丰看看母亲。30年没回老家了，他一进门就跪在母亲面前，眼泪止不住地流。95岁的母亲看到儿子，先是愣住，然后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30年的思念、30年的牵挂，就在这无声的重逢里化解了。 深潜试验成功只是个开始，黄旭华没停下脚步。后面几年，他又带着团队改进核潜艇设计，推出了性能更好的新型号。1994年，他当选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算是对他多年付出的肯定。2013年，他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名字终于从幕后走到了台前。2019年，93岁的他拿到了“共和国勋章”，2020年又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他没把这些荣誉揣兜里。2021年，他把1100万元的奖金全捐了出去，说是要支持年轻的科研人才，让他们接着干大事。2025年2月6日，他在武汉因病去世，享年99岁。走的时候，他没留什么豪言壮语，但他的故事却留给了我们所有人。 说到底，黄旭华这辈子就是把“家”放小了，把“国”放大了。他30年没回家，不是不爱家人，而是爱得更深，把这份爱化成了对国家的责任。他用行动告诉我们，爱国不是喊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付出。他的选择，可能咱们普通人很难做到，可正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人，国家才能站起来、强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