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贻琦不顾学生们的苦苦挽留，毅然南渡，临走前，他说道：我若留在大陆，就保护不了清华基金了，5年后，梅贻琦儿子梅祖彦独自回国，而梅贻琦则前往海峡对岸创办新竹清华大学。 梅贻琦，1889年出生在天津，家境普通，父亲是清末秀才，母亲操持家务，养育九个子女。他小时候家里穷，油灯下读书，靠勤奋考入南开学堂，受到张伯苓的教导，爱上了科学。1909年，他以第六名的成绩成为庚子赔款资助的留美生，进入伍斯特理工学院学电机工程，1914年拿下学士学位。回国后，他在清华教物理和数学，26岁的他穿着长衫，讲课条理清晰，深受学生喜欢。 1926年，他当上教务长，改革学分制，严格要求学生成绩，低于60分得重修，没商量余地。1931年，他接任清华大学校长，推行教授治校，召集胡适、冯友兰等大咖，打造学术自由的环境。他提出“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让清华成为中国顶尖学府。抗战时，他带着清华南迁，与北大、南开组成西南联大，在昆明简陋的土坯房里坚持教学，培养出杨振宁、邓稼先等人才。他为人低调，生活简朴，始终把教育放在首位。 1948年冬，北平局势动荡，清华园的学生们聚在校长官邸外，喊着要梅贻琦留下。广播里也说，他可以继续当校长。但他清楚，庚子赔款基金这笔1250万美元的巨款，是清华的命根子，留在北平可能被卷入乱局，甚至被挪用。这笔钱来自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托管，只能用利息，不能动本金，专为教育事业。他决定带走基金账册，保护这笔钱。 12月14日，他进城办事，恰逢西直门关闭，困在城里。几天后，他通过临时修复的东单机场，提着打字机和两本书，登上南飞的飞机。到了南京，他没停留，直接去了美国，担任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负责基金管理。他的生活极其简朴，月薪300美元，住小公寓，坐公交出行。妻子韩咏华到美国后，62岁还得去衣帽厂和医院打工，省吃俭用到脚上没袜子，磨破了皮。他对基金管理严谨，台湾当局多次要求动用本金，他一口回绝，说钱必须用在学术上。一次，外交部长叶公超亲自劝说，他也不松口。他的秘书看他连咖啡都喝不起，悄悄在账本上记了每月30元的咖啡费，这是他唯一用的公款。 1954年，梅贻琦的独子梅祖彦从法国回大陆，加入清华大学水利系。这对他是个打击，家里经济更紧张，韩咏华只能更辛苦地打工。同年，他应邀回台湾，商讨基金用途。有人提议把庚款花光，他反对，认为失信会毁掉合作的基础。他坚持用基金利息建科研机构、资助留美学生。 1955年，他在新竹复办清华大学，选址远离台北，靠近科学园区，适合学术发展。他亲自考察地形，聘请吴大猷、陈省身等学者，捐出自己的校长薪资，强调大师比大楼重要。1962年，他在台北病逝，享年72岁。人们发现，他随身的皮箱里还是那叠基金账册，记录清清楚楚，个人存折却只有不到一千元。他的葬礼简单，陪葬品只有清华聘书、西南联大校徽和一叠没报销的车票。墓地设在新竹清华校园，周围种了200株梅树，名为“梅园”，每年冬天梅花盛开，香气扑鼻。 1996年，梅祖彦回到台湾，在父亲墓前献上白菊，完成迟到34年的告别。2024年冬，两岸清华师生齐聚梅园，新竹清华前校长贺陈弘说，梅贻琦若看到这一幕会很欣慰。北京清华的学生轻声念着“自强不息”，缅怀他的教诲。梅贻琦的决定，保住了清华基金，培养出杨振宁、李远哲等诺奖得主，也让两所清华传承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的选择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教育的火种，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