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为了证明自己红军身份，来到北京找当年的政治部主任，但由于时间太久，对方已经不记得了，眼看希望就要破灭，老红军灵机一动说道：“我是3号花机关呀。”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9年春，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前，春风微凉，一位身穿灰色旧衣的老人背着一个斑驳的军用帆布包，站在大门前的台阶下。 他年约六旬，头发全白，脸上的皱纹刻着风霜，他从江西泰和县赶来，只为一件事——证明自己曾经是红军。 他叫肖成佳，1916年出生，少年时在私塾读过几年书，能写会算，1928年，他十二岁，家乡来了一支红军队伍，队伍里的人在村口贴标语、敲锣打鼓讲革命，那个年纪的孩子被这些吸引。 他开始给红军帮忙，站岗放哨，张贴标语，喊口号，因为识字，他很快被编入宣传队，跟着队伍唱歌演戏，还学会了用顺口溜宣传土地革命，三年后，他成为正式红军战士，继续担任宣传队的骨干。 1934年红军长征开始后，他随红九军团一路转战，路上除了行军作战，夜晚还要排演节目，鼓舞士气，在队伍中，他出演过一部叫《花机关》的话剧，饰演“3号花机关”这个角色，在战士中很受欢迎。 那时，宣传队的戏剧和歌谣，是战地生活中难得的慰藉，他还记得一首歌叫《杜娘歌》，是政治部主任黄火青教给他们的，那段时间，是他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段日子。 1935年，红军渡过赤水河，敌军堵截道路，部队需要有人断后，他被指派带一个排去娄山关附近阻击敌人。 他带着战士埋伏在山林之间，等敌军进入包围圈后发起攻击，完成了任务，他本是宣传队员，这是他第一次带兵打仗，也是他在战斗中真正成长起来。 1936年，他随军参加西路军远征，那一年的征战更为艰苦，补给断绝，寒冷干燥，敌人压境，古浪战役中，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炸开，弹片击中他的腹部和大腿，他当场昏迷，被掩埋在尸体堆中。 几天后，卫生员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他还有微弱呼吸，才将他救起，他伤势严重，跟部队失散，被俘后被带往甘肃某地，母亲花了三十块大洋把他赎回来，他躲回家乡，从此与红军组织失去联系。 回乡后，他靠种地和做点小买卖维持生计，从不张扬自己的过往，新中国成立后，他几次向地方政府提交申请，想恢复红军身份。 那时档案制度还不完善，他又失联多年，没有相关资料，证人也无法找到，申请始终没有回音，几十年过去，他从青壮走到了暮年，仍未等到那张红军证书。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怀疑身份成分不明，被下放劳动，日子艰苦，他没有埋怨过，也没有放弃。 他说过，只要国家还在，他就相信会有被认出来的一天，他每天写字、整理自己记得的战斗经历，生怕有一天再也说不清楚。 1979年春天，他听广播时，听到黄火青的名字，说他已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 他记得黄火青，是当年红九军团的政治部主任，是自己曾一起排练话剧、唱歌的老首长，他立刻收拾行李，带上仅有的那点资料，坐火车一路北上。 到北京后，他找不到人认识，也没有介绍信，他在最高检察院门口徘徊数日，每天清晨就来守着，晚上才离开，他不愿放弃，因为他知道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 那天傍晚，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来，他一眼认出车里的那位老人，他快步迎上去，车停下后，他自报姓名，但对方望着他，迟迟没有反应，岁月已经抹去了面容的熟悉，时光太久，谁也无法仅凭一句名字就唤醒当年的记忆。 眼看机会就要错过，他在慌乱中喊出了一个几乎尘封已久的词：“3号花机关”，紧接着，他哼起那首《杜娘歌》。 那是他们在宣传队经常演出的剧目和歌曲，那是黄火青当年教他的旋律，他的嗓音已不如年轻时清亮，但那句旋律唤醒了另一位老人的回忆。 黄火青愣住了，他低声重复那句“3号花机关”，眼前浮现出三十多年前的战火岁月。 他记起了那个机灵的青年，记起了那个用一身文艺才华带动队伍士气的小战士，他将肖成佳请进办公室，听完他的讲述后，亲笔为他写下证明信。 组织部门迅速展开调查，不久后，红军身份得以恢复，那张红军证书送到肖成佳手中时，他两手颤抖，久久未语。 那不是一张纸，而是他用信念守了几十年的归属，他没有庆功，也没有庆祝，只是把证书放进那个旧军包里，像收起一段历史。 从此以后，他偶尔会应邀讲述当年的故事，他的声音不高，语速不快，但说起战斗和戏剧时，神情依旧带着当年的光，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没有忘过自己是谁。” 肖成佳的名字或许不会写进教科书，但他的坚持和信仰，证明了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分量，那一句“我是3号花机关”，不仅仅是记忆的线索，更是时间无法抹去的身份印记。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肖成佳：一首歌曲，在43年后证明红军身份——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