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国银行在进行内部审计查账时，突然发现周总理在30年前存入了1.2万英镑，换算成人民币是82308元，再加上30年的存款利息，如今账户金额高达已经46.7万元……
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地方和部门都希望兴建一些大型的楼堂馆所，但周恩来总是迟迟不批准。他经常对秘书们说：“要我签个字批准，的确很容易，但这是国家的资金，是人民的血汗，我提笔的每一笔都很重。”他十分谨慎地考虑每一笔支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1962年6月，周恩来在视察鞍山市时，偶然顺道去参观当地新建的一座宾馆。宾馆负责人准备让周恩来住在那里，但当周恩来一看宾馆的豪华程度后，他立刻坚决表示不住。他说：“这个宾馆为何要建得这么好？现在全国还有许多地方都处于困难当中，我不能住在这里。” 在视察过程中，周恩来还注意到鞍山市正在建设一个大型礼堂，里面有不少仿照人民大会堂的廊柱式建筑。看到这个情况，周恩来立刻反应过来，感到十分不满。他当即说道：“什么？你们把人民大会堂搬到这里来了？”接着他指示：“这个礼堂不能使用！” 由于工作繁忙，周恩来往往很难按时回家吃饭，通常是在工作现场简单解决一餐。每一次工作餐，周恩来都会按规定如数付钱。有一次，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接见完外宾后已经过了正常的晚餐时间，感到肚子有些饿，就在饭店吃了顿便饭。 秘书已经为他结算好了饭钱，总共是2.8元。上车后，周恩来突然问秘书饭钱是否结了，秘书这时才发现自己忘记结账。周恩来立即批评道：“你赶紧把钱送过去。”他对每一笔费用都严格要求，绝不容许任何疏忽。还有一次，周恩来发现饭店少算了一份小菜的钱，他马上让秘书去补上这笔差额。
1997年初春，北京，中国银行总行的审计部门正进行年度例行的内部审计工作。年轻的审计人员在检查时偶然发现了一张特殊的存单，存单上记载着1.2万英镑的存款。存单上并未写明具体的个人姓名，而是标注着“代周总理存”几个字。经过核算，这笔1967年存入的1.2万英镑，按当时的汇率折合人民币82308元。经过三十年的利息积累，到1997年时，这笔存款已增值至46.7万元。 调查人员查阅了1967年的相关档案记录，逐渐还原了当年的情况。1967年，周总理在中南海工作时收到了一个没有寄件人信息的信封，里面有一张1.2万英镑的汇票和一封支持祖国建设的信件。面对这笔来历不明的款项，周总理责成相关部门寻找寄款人。但由于当时通讯条件有限，始终未能找到线索。最终，周总理指示将这笔钱存入中国银行，并特别注明是代存性质。 故事要追溯到二战时期的伦敦。当时，刘道蕊在伦敦一家银行工作，后因空袭该银行被炸毁，她转至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担任出纳员。期间，刘道蕊与同在分行工作的刘本昆组成家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银行改制，海外分行暂停业务。面临选择时，刘本昆夫妇决定回国，刘道蕊也主动申请加入中国国籍。1967年，怀着支持祖国建设的心愿，夫妇二人将积蓄换成1.2万英镑，匿名寄给周总理。 当1997年调查人员找到两位老人，希望将这笔增值至46.7万元的存款归还时，他们坚决推辞。在刘道蕊的建议下，这笔钱最终用来设立特殊基金，奖励在工作中表现优秀的中国银行员工。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曾专门召集家庭会议，为家里的晚辈定下了十条家规。其中一条规定是：“在任何场合都不要提及与我的关系，不允许打着总理亲属的旗号，也不允许炫耀自己的身份。”周志勇和周志军是周恩来弟弟周恩溥的孙子。 最初，家人给他们起了“中印”和“中越”这两个名字，原因是周志勇出生时，周恩来正好访问印度，周志军出生时，周恩来则刚访问完越南。然而，当家人将兄弟俩带到北京时，周恩来请他们吃饭，得知名字的由来后，他立即表示：“这两个名字不好，改一下。” 对于老部下送来的土特产，周恩来从不接受，一旦无法推辞时，总是按照市价付款。有一次，周恩来曾经的警卫员托人从福建送来一筐桔子，并传话让他品尝。得知此事后，周恩来立刻表示：“我不要！”大家觉得这样做有些不近人情，于是劝他说：“既然已经送来了，不能再送回去。”周恩来沉思片刻，询问桔子多少钱一筐，得知价格为25元后，他马上命秘书寄回50元。周恩来解释说：“我多付点钱，他以后就不会再送来了。” 1972年5月18日，74岁的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但直到1973年3月，他才开始接受第一次电灼术治疗。随着病情的加重，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告别了住了26年的西花厅，转入305医院。从住院到去世，他经历了13次手术，几乎每40天就要进行一次。 尽管身患重病，周恩来仍然肩负着繁重的工作，常常超负荷地工作，他总是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根据统计，1974年1月至5月的五个月内，周恩来实际工作的情况十分繁忙：有9天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74天工作14至18小时，38天工作19至23小时，5天连续工作24小时，只有13天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