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2岁的茅以升妻子刚去世，他就和6个孩子商量，想要续弦。孩子们不反对，但他说出女人名字时，大家脸色都变了。长子说：“那个女人进门，我们就断绝关系！“但茅以升还是把女人接进了家，还多了一个女儿。 1912年，17岁的茅以升遵从父母之命，娶了同样出身名门的戴传蕙。虽是包办婚姻，但两人一见如故，婚后他送她一本《浮生六记》，把她比作芸娘，期盼着能像沈复一样，与爱妻相守一生。 戴传蕙也确实是那个时代最贤惠的妻子。茅以升要去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她二话不说，独自在家操持家务，抚养子女。茅以升回国后，为了桥梁事业天南地北地跑，家也跟着搬了三十多次。每一次，都是戴传蕙默默打包、安顿，从无怨言。 尤其是修建钱塘江大桥那几年，茅以升几乎是以工地为家。巨大的工程压力和艰险的施工环境，让他无暇顾及远在天津的妻儿。而戴传蕙，因为长期独守空房，思念与担忧交织，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甚至几度想要自杀。 1937年，钱塘江大桥建成通车，举国欢腾。茅以升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可仅仅89天后，日军南侵，为了不让大桥落入敌手，茅以升含泪亲手炸掉了自己四年的心血。 “抗战胜利后，我一定回来重修此桥。”这是他对国家的承诺。 战争结束后，茅以升确实回来了。1946年，他主持修复钱塘江大桥，频繁往返于上海和杭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生命里另一个重要的女人出现了——权桂云。 那年，茅以升50岁，功成名就。权桂云才20出头，年轻、活泼，带着江南女子特有的温婉，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在一个知天命的年纪，遇上一个热情如火的青春，故事的走向似乎并不难猜。 他们相爱了，并且很快，权桂云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茅玉麟。 这一切，远在南京的戴传蕙，都被蒙在鼓里。 直到1950年，一场“忠诚老实运动”席卷全国，要求知识分子坦白个人历史和所有秘密。重压之下，茅以升才向戴传蕙全盘托出。 你可以想象，一个为家庭付出了一切的女人，在得知丈夫早已背叛自己，甚至在外面有了另一个家和孩子时，内心是怎样的天崩地裂。但戴传蕙没有大哭大闹，她只是沉默，一种死寂般的沉默。 从那天起，她的抑郁症急剧加重，整日忧思不展，身体也垮了。孩子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在他们看来，父亲的背叛，就是一点点耗尽母亲生命之火的元凶。 1968年，戴传蕙带着无尽的幽怨离世。所以，当一年后茅以升提出要迎娶权桂云时，子女们的反应才会如此激烈。在他们心中，权桂云就是那个“害死”母亲的女人，让她进门，无异于在母亲的坟上再插一把刀。 但茅以升铁了心。他觉得，自己亏欠了权桂云二十多年，必须给她一个名分。他不顾所有子女的反对，毅然将权桂云和女儿茅玉麟接进了家。 这个家，从此再无宁日。茅于越远走海外，数十年不与父亲联系。其他子女也与他渐行渐远，一个曾经完整的家，彻底分崩离析。 权桂云的日子也不好过。她名义上成了茅夫人，却活得像个外人。在这个家里，她始终面对着六双冰冷的眼睛，承受着无形的压力。巨大的精神内耗下，她也患上了抑郁症，仅仅过了七年，便在痛苦中离世了。 两个深爱他的女人，最终都因抑郁而亡。这恐怕是茅以升一生工程设计中，最始料未及的“结构性坍塌”。 晚年的茅以升，身边只剩下小女儿茅玉麟。他无比思念远在海外的长子，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却都石沉大海。1989年，93岁的茅以升弥留之际，最想见的人还是茅于越。 为了让父亲走得安心，茅玉麟模仿哥哥的笔迹，伪造了一封“家书”，在病床前念给他听。信里说：“父亲，我原谅您了。” 听到这句话，茅以升浑浊的眼中流下一行热泪，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他的一生，造桥无数，连接了大江南北的天堑，却没能为自己和子女之间，搭建起一座沟通与和解的心桥。他用智慧和汗水为国家铸就了不朽的丰碑，却也用一段情，为自己的家庭留下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 就像《礼记》里说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情感的欲望，有时确实难以克制。但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家庭责任的人，克制与担当，或许比放纵的“真爱”更显风骨。 茅以升无疑是伟大的，他的功绩，历史永远铭记。但回到“人”的层面，他也是复杂的，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更有他一生都未能解开的结。 钱塘江大桥至今巍然屹立，江水依旧日夜奔流。只是，那个造桥人的家庭故事，却像江上的薄雾，飘散在风中，只留下一声悠长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