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 年，上海霞飞路公馆里，章士钊刚把交际花奚翠珍接进门，原配吴弱男就带着三个儿子从欧洲杀回来。众目睽睽下，这位曾鼓吹一夫一妻的名流冷冷甩话：“不允我纳妾，便离婚！” 1909年4月6日，吴弱男与章士钊在伦敦高堡举行婚礼。章士钊身着西装，在教堂中强调夫妻平等的理念，这与当时中国传统婚姻观形成鲜明对比。婚后，他们移居苏格兰爱丁堡，吴弱男跟随丈夫进入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和逻辑学。1910年1月4日，她在阿伯丁郡生下长子章可。接下来几年，又先后生下二子章用和三子章因。三子围绕家庭，她关闭自家开设的翻译社，全力支持章士钊的事业。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她每日处理家务，同时校对稿件，确保内容准确。一次北洋政府下令查封杂志，章士钊面临困境，她深夜外出求助租界巡捕，成功疏通关系。这类事件显示出吴弱男在家庭中的实际作用，她不仅承担育儿责任，还在关键时刻提供支持，帮助丈夫度过职业低谷。当时上海滩知识界变动频繁，许多刊物因政见不同而遭禁，她的行动体现了女性在民国转型期的韧性。 1918年后，章士钊在上海社交圈活跃起来，出入汽车洋房，常与旗袍女子往来。他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从早年清贫转向奢华。吴弱男从他衣袋中发现戏票和口红等物品，她平静召集三子到书房，朗读章士钊旧文中关于男女平等的段落。这反映了家庭内部的矛盾积累，章士钊的言行不一致开始显露。黄金荣派人送来媒帖，推介交际花奚翠珍作为妾室。章士钊回家时，见吴弱男整理行李箱，将伦敦购置的银叉放入木盒，留给新人使用。这段时期，上海滩名人婚姻问题频发，许多知识分子在传统习俗与新思想间摇摆。吴弱男的反应体现了她对平等理念的坚持，她拒绝妥协，选择面对现实。章士钊的举动则暴露了其在个人生活上的双重标准，尽管他曾在公开场合鼓吹女权，但实际行为与之背离。 1924年夏，上海霞飞路公馆成为焦点。章士钊接纳奚翠珍进门，仆人忙碌安置新家具。吴弱男携三子从欧洲归来，直接进入公馆。客厅中气氛紧张，围观者聚集门外。章士钊起身询问她突然出现的原因，吴弱男指出他刚接奚翠珍的事实。她取出泛黄杂志，翻开页码，按住宣扬一夫一妻的文字。奚翠珍移到墙角，章士钊面红耳赤，挥臂打断话语，声称男人可多妻。他试图接近，三子上前护住母亲。门外人群增多，有人从窗户窥视。章士钊提高音量，表达不允许纳妾就离婚的意愿。吴弱男停顿后，指示儿子收拾物品，他们推开围观者离开公馆。这场事件迅速传开，成为上海滩笑谈，反映了民国名人私生活的公众化。许多报刊报道此事，讨论知识分子在婚姻中的诚信问题。章士钊的立场转变引发质疑，他早年文章中对一夫一妻的强调，与当下行为形成对比。 吴弱男的举动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她没有选择忍让，而是带儿子返回欧洲。这在当时社会中较为罕见，许多女性仍受传统束缚。章士钊继续与奚翠珍同居，但家庭关系已破裂。1929年，他们正式结束婚姻，吴弱男携三子定居巴黎拉丁区。她重开翻译社，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英文，这项工作影响了海外留学生圈。三子进入巴黎大学就读，长子章可专攻法学，二子章用从事实验科学，三子章因参与学术讨论。留学生聚会中，她专注校对学生稿件，有人询问对章士钊的看法，她简短回应人需对言行负责。这段生活显示出吴弱男的独立性，她通过教育和翻译事业维持生计，同时培养儿子成长。巴黎的华人社区活跃，许多革命者在此交流，她的工作也间接支持了思想传播。章士钊在上海常去奚翠珍住所，书房摆放吴弱男旧照片，一次写文触及女权话题，墨水洇开纸面。 1932年，吴弱男回国，上海局势紧张，日军飞机频繁掠过天空。章士钊到码头接她，手持昔日她赠送的钢笔。三子已成人，西装整齐，站母亲身后，未称呼父亲。在法租界咖啡馆，她点黑咖啡，加三块方糖，缓缓搅动。章士钊坐对面，开口询问孩子情况。她回应他们知晓责任含义。窗外警报响起，两人转头望向天空。章士钊取出烟盒又收回，她起身说旅馆不远，就此告别。高跟鞋叩击石板路，她步伐均匀离去。这次会面标志着两人关系的终结，章士钊的家庭生活继续变动。他后来纳妾殷德珍，于1941年正式娶入。吴弱男未再婚，专注于翻译和教育工作。她于1973年4月1日在上海病逝，享年86岁。章士钊的生平跨越多个时代，他早年参与同盟会，办报宣传革命，后在北洋政府任职，1920年代涉足教育界，任北大教授。这段婚姻故事折射出民国知识分子的复杂性，他们在公共领域推动变革，却在私领域受传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