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纪登奎的辞职申请通过审批之后，就搬离了原来的住址。没有想到，搬到新家后，纪登奎在看电视新闻时，发了一次很大的脾气！ 1980年，纪登奎的辞职申请正式获批后，他便搬离了原来的住处。那地方条件不错，交通便利，安全清静，但他没犹豫，主动提出搬家。 新家不在机关大院，环境普通了不少，家具也是旧的跟着搬过去的。家里人问他为啥，他说：“不在岗位上了，就该离开。”说得轻描淡写，但做起来确实不多见。 搬完家没多久，有天晚上，他像往常一样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那时电视还没普及多少，节目内容也比较单一，主要是些会议报道、社会新闻之类的。 这天正好播到一条案件通报。屏幕上出现了一名地方官员，因为挪用公款被查处，金额不算小，涉及多个环节，还有人包庇掩盖。 讲到案情的时候，电视里还特意用了“手段隐蔽”“损失重大”等字眼。纪登奎一边听，一边脸色变得越来越不好。突然，他猛地一拍桌子，声音非常响，连茶杯都震得跳了一下。 家里人当时刚吃完饭，正准备收拾碗筷，听见响动都愣了。只见他眉头紧皱，嘴里低声骂了一句：“这些人就是蛀虫！”语气又重又急，带着压不住的火气。 这种场面，在他家里几乎没见过。他退下来后，生活作息规律，说话也总是慢声细语，从不轻易发火。这次突然爆发，把家人吓了一跳。 有人小声问他：“爸，怎么了？”他没多说什么，只是盯着电视，手还在桌面上按着，像是在克制情绪。这事过后，家里人才慢慢明白他为什么反应这么大。 纪登奎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干干净净做人。他从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早年在延安生活条件艰苦，大家吃糠咽菜，他也从不多要一口。 到了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管的事多了，但他的习惯一点没变。出差从不带家属，开会自己提箱子，吃饭住店全按标准来，能不花钱就不花。 一次在外地调研，有人安排了高级宾馆，他当晚就换地方住，说“不要铺张”。他在位时，常常强调机关用钱要细致、要透明。 有一次，工作人员把一笔会议接待费填高了，他看到后一眼指出来，严肃地要求重新核实。那段时间，国家经济刚开始恢复，很多地方财政吃紧。 他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们花的是老百姓的钱”。所以，当他看到电视新闻里那些人借着职位玩花样，侵吞国家的钱，还牵扯一堆人掩护时，心里那个火自然就冒上来了。 他并不是为了个人情绪发作，而是真的把这类事当成了心头之患。尤其是在他刚离开岗位不久的时候，听到这种消息，心里更觉不是滋味。 那天晚上，他饭也没怎么吃，坐了很久，一直没说话。后来才轻声嘀咕了一句：“当官不为民，那还当什么官？”家里人听了，也就没再多问。 第二天，他照常早起，自己去买菜，回来还提着几根大葱，说今天便宜，要趁早买。其实这种情绪，在他身上不是第一次显现。 早些年，有个地方上报工程预算虚高，他在国务院会议上直接点名批评。有工作人员回忆，他当时面无表情地翻着文件，手指一点点敲着桌面，等别人讲完，才一句话：“数字是怎么算的？” 对方答不上来，他就让财务部门重新审核，一分钱一分钱地过。后来那项工程果然查出问题，纪登奎还专门写了批注，要求“严肃处理，不许走过场”。 纪登奎从不喜欢讲大道理，他更相信行动。他的很多做法，看上去没什么“高度”，但都落到了实处。例如退休后，他没安排子女进单位，也没托人谋个闲职。 他说过：“我退了，家里人就该靠自己。”哪怕是家里有亲戚在地方工作，也从没借他的名义打过招呼。那次电视事件之后，他再没提起当晚的事。 但从那以后，他看新闻的频率少了很多，有时候干脆去院子里种菜、扫地。有人来看望他，他笑着寒暄，聊的也都是些日常小事，不谈工作，也不议论时政。 别人觉得他是彻底放下了，其实他心里一直都装着那些事，只是不愿再用言语表达。他这一生没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也没刻意留下什么“遗训”。 但那一晚的电视新闻，那一次拍桌子的怒火，却让家里人记了一辈子。那不是一时情绪，而是一种从年轻时就埋下的坚持，几十年没变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