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晨，民国女子董竹君忽感下身不适，发现床上竟有一摊血污，吓得花容失色，伺候她的老妈子慌忙捂住她的嘴巴，悄悄附到她耳边说：“姑娘，你赶快逃吧！” 闸北纺织厂的棉纱堆里，董竹君的手指正被粗硬的线磨出血泡，血珠渗进棉纱，像极了那个清晨床上的暗红。她下意识攥紧拳头，掌心的刺痛让思绪飘回三个月前——那个青石板路上的奔跑，布鞋踩出的急促声响，至今还在耳边打转。 王妈塞来的两个烧麦早凉透了，却比堂子里任何山珍都暖。这个在长三堂子待了二十多年的老妈子，见过太多姑娘被五百块大洋买断一生，她看着董竹君从十二岁那个哭着要爹的丫头，长成会弹琵琶、能背《女诫》的清倌人，怎么忍心看她落得同样下场。“往闸北跑，同乡会能藏你。”王妈给她挽髻时，银簪子在发间颤了颤，那是她偷偷给姑娘留的念想。 阿金姐的骂声从巷口追来时，董竹君正猫着腰穿过后厨的煤堆。她早摸清了这里的规律：每日寅时进货，后门的龟奴要去对账，守卫最松。藏在床板下的粗布衣裳磨着皮肤，袖筒里碎银子硌得胳膊生疼——那些是弹琵琶时，好心太太们趁人不注意塞的，有的还带着脂粉香。她不敢回头，只知道跑，心脏快要撞碎在嗓子眼。 十二岁那年，父亲拉黄包车摔断腿的呻吟，比堂子里的丝竹声更刺耳。母亲流着泪把她推进轿子时，她死死抓着门框：“我只卖艺，不卖身！”阿金姐看着她眼里的狠劲，笑着松了手——她要的是“雏妓初夜”的好价钱，不急在一时。于是，董竹君白天跟着先生念“关关雎鸠”，晚上在灯下练琵琶，弦断了三根，指尖结的茧比戏子还厚。 或许有人会问，一个弱女子，仅凭几句狠话就能守住清白？董竹君知道不是。她偷偷跟进步学生打听“女子学堂”，把地址写在琵琶弦轴上；拉黄包车的同乡给她画闸北地图时，她把路线背得比《琵琶行》还熟。那些藏在床板下的衣裳、攒在瓦罐里的碎银，都是她给自己铺的逃生路。 逃到纺织厂的第一个月，董竹君差点被机器卷了头发。工头骂她“堂子出来的骚货”，她不还嘴，只把工票攒起来，晚上就着油灯查字典。工友们说她傻，放着安稳日子不过偏要认字，她却想起王妈说的：“女人没本事，就是砧板上的肉。”后来遇到夏之时，那个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军官，送她去日本留学时说：“我养你。”她却摇摇头：“我要自己考师范。” 东京女子高等师范的樱花落满课本时，董竹君终于明白：王妈给的不仅是烧麦和银簪，更是“人能自己做主”的念想。回国后和夏之时决裂，带着四个女儿闯上海，开锦江饭店时，她给跑堂的伙计立规矩：“客人再富贵，也不能轻慢任何一个女招待。”那时她才懂，当年阿金姐的五百块大洋，买不走的是她骨子里的硬气。 如今站在锦江饭店的窗前，看着楼下黄包车载着女学生驶过，董竹君总会想起那个血污的清晨。王妈要是还在，定会笑着说：“姑娘，你看，女人真能自己开公司。”阳光落在她鬓角的银丝上，像极了当年王妈给她挽髻时，发间颤动的银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