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志愿军师长王扶之负伤回国，偶遇一赶车老丈，于是便乘车回家，两人相谈甚欢，可谁料分别之前，老农询问道：“我儿王硕，12岁就参了军，你能帮我打听一下吗？” 马车碾过陕西乡间的土路，黄昏把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 老丈的烟袋锅明明灭灭，王扶之望着他满是皱纹的侧脸，突然觉得这轮廓有点眼熟。 二十年前离家时，父亲的眼角还没有这么深的褶子，可那赶车时微微佝偻的背，和记忆里送他去参军的身影慢慢重合。 王扶之这个名字，是1935年改的。 那年他刚满14岁，在川陕苏区跟着红军走，班长说“王硕”这名字太扎眼，不如改个普通的，打仗时能少些麻烦。 他当时咬着牙点头，把“王硕”两个字压在心底，一压就是二十年。 脸上添了三处伤疤，说话带了点战场练出的沙哑，连自己都快忘了，当年那个圆脸娃娃是什么模样。 老丈还在说，1933年征兵时，王硕才12岁，踮着脚虚报年龄，非要跟着队伍走。 “我当时拍着他肩膀说，好男儿要为穷人打仗，可没想到这一走，就没了音讯。” 老丈的声音低下去，手里的缰绳勒得更紧了些。 王扶之握着膝盖的手突然收紧，车厢里的空气好像凝固了。 这二十年，父亲没闲着。 后来王扶之才知道，从1945年到1953年，父亲往政府递了12次寻亲申请，每次都带着那张泛黄的“寻子登记册”。 册子里记着他小时候的胎记，记着他爱啃的玉米饼，记着他走那天穿的补丁衣裳。 前线的信本来就少，能寄到家里的不足三成，父亲等的哪里是信，是一个能让心落地的消息。 “快到村口了。” 老丈甩了甩鞭子，“同志，你要是见到王硕，告诉他家里的老屋还在，炕头总给他留着热乎的。” 王扶之突然开口，声音有点抖：“爹，我就是王硕。” 老丈手里的鞭子“啪嗒”掉在地上，扭头看他，看了足足半分钟，眼泪才砸在车辕上。 那晚回了老屋，破桌上摆着两杯粗瓷茶，茶叶是去年的陈茶，可父亲非要泡上。 王扶之说上甘岭坑道断水七天，战友们嚼着树皮还在唱歌；说有次炮弹炸过来，班长把他推开，自己再也没起来。 父亲没插话，只是把他的手往自己手里攥，粗糙的手掌磨得他生疼。 “无论走多远都是家。” 父亲最后说，声音像村口的老槐树，扎实得很。 后来王扶之1955年授了少将，第一件事就是把父亲接到部队。 军营里给他收拾了间小屋，父亲还带着那本寻子登记册，册页都磨出了毛边。 他总在门口种些黄瓜豆角，说还是地里的东西实在。 我觉得这种跨越二十年的等待，比任何勋章都重，它让军装下的那颗心，永远知道该往哪走。 父亲走后很多年，那本寻子登记册还放在王扶之的书架上，旁边摆着那两只粗瓷茶杯。 当年赶车的老丈没等到儿子功成名就，只盼着他能回家喝口热茶。 有时候深夜办公，王扶之会摸着登记册上“王硕”两个字，想起那个黄昏的马车，想起父亲掉在车辕上的眼泪。 原来家从来不是一间屋子，是有人用二十年的等待，给你留着一个名字，一杯热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