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一个下午，央视主持人李瑞英接到儿子坠楼的消息，含泪后继续工作，她的儿子最终怎么样？ 化妆间的顶灯把李瑞英的脸照得发亮，化妆师正给她涂最后一遍口红。 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婆婆带着哭腔说孩子从楼上摔下来，"全身是血"四个字像冰锥扎进她耳朵。 镜子里的人眼眶红了，手却没停，还有40分钟，《新闻联播》的片头就要响起。 那时候的央视还没有现在的替补机制，主播临时离岗就可能导致节目中断。 李瑞英对着镜子深呼吸，把颤抖的手藏在身后。 后来听老台里人说，那晚她播报国际新闻时，尾音比平时低了半个调，但没人听出异常。 这种近乎苛刻的职业本能，在90年代的媒体圈并不少见，毕竟"国家喉舌"这四个字，分量比天大。 直播结束的铃声刚落，她抓起包就往医院跑。 高跟鞋在走廊里敲出急促的响，平时觉得得体的套装此刻勒得她喘不过气。 手术室外的红灯亮得刺眼，长椅上坐满了家属，有人来回踱步，有人盯着地面发呆。 李瑞英靠在墙上，盯着那盏红灯，突然想起刚才播报时，导播示意她调整坐姿，原来人在极度焦虑时，连肩膀都会不自觉绷紧。 护士推着孩子出来时，蓝色手术布盖着小小的身体。 医生摘下口罩说"暂时脱离危险"，她才发现自己的指甲掐进了掌心。 后来她在采访里提过，那天守在病床边，看着孩子缠着纱布的手，突然明白所谓职业精神，不是硬撑着不流泪，而是哭完了还能把该做的事做好。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这种选择。 上个月看到某卫视主持人因家人住院临时请假，评论区全是"人性化""该休息"的声音。 这倒不是说现在的人不负责，只是时代变了，当年李瑞英们面对的是"要么上要么停播"的单选题，而现在的职场更像多选题，制度兜底比个人硬扛更靠谱。 孩子出院那天，李瑞英牵着他的小手走过医院长廊。 阳光透过窗户落在他们身上，孩子突然说"妈妈你那天读新闻的声音很好听"。 她蹲下来抱住孩子，没说那天的新闻稿被眼泪洇湿了一角。 有些坚守不需要刻意强调，就像手术室外那盏红灯，亮过，然后暗下去，却在某个角落留下温暖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