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打完鬼子吃顿饭，战友们都得了一种怪病，白天脚肿得很粗，头正常，晚上头肿得很大，脚却变得很细，口鼻出血......” 1937年深秋，四川农村的稻田还结着霜，18岁的我跟着队伍踏上了出川的路。 脚下的草鞋磨得脚底板生疼，身上背着的土造步枪比我还高。 那时候不懂什么叫亡国，只记得村长说“你们走了，家里的田我帮着种”，这句话让几百个四川娃子红了眼眶。 到了长兴地界，才知道战场比说书人讲的还可怕。 日军的坦克像铁壳子怪兽，我们手里的手榴弹扔过去只能听个响。 老兵教我们把炸药捆在身上滚到坦克底下，第一个这么做的是邻村的二娃，他刚娶了媳妇，口袋里还揣着红盖头的碎片。 那十三天里，漫山遍野都是“雄起”的喊声，后来才知道，这喊声里有八千多个四川汉子再也没能回家。 泗安镇的土墙上至今还留着弹孔，只是现在爬满了牵牛花。 那天我亲眼看见师长把遗书塞进怀表，他说“你们活着看到胜利，就把这个给我婆娘”。 后来听说他孤身冲向敌阵时，怀里还揣着半截没吃完的红薯，我们已经三天没正经吃过饭了，后勤队早被打散，能找到的只有地里冻硬的土豆。 怪病就是那时候开始出现的。 先是炊事班的老王，白天走路时裤腿绷得像灌了铅，到晚上脑袋就胀得像要裂开。 军医说可能是饿出来的，可我们哪有粮？后来才发现，这病专找最能打的汉子，他们总把仅有的口粮让给伤员。 我亲眼看着一个能扛着机枪跑三里地的班长，第二天早上就硬在了战壕里，嘴角还挂着血丝。 撤退到南京城外时，我左腿中了一枪。 卫生员用刺刀剜子弹时，我听见远处传来“南京城破了”的哭喊。 迷迷糊糊中被抬上担架，最后看见的是弟兄们举着大刀冲向坦克，他们连手榴弹都用完了。 再醒来已是半年后，医院墙上贴着“抗战必胜”，可我知道，145师的番号，可能已经随着南京城里的硝烟散了。 去年我回了趟长兴，当年的战场现在盖起了纪念馆。 玻璃柜里摆着一双草鞋，跟我当年穿的一模一样，鞋底磨穿了三个洞。 讲解员说这是从烈士遗骸上找到的，我摸着玻璃突然想起，二娃当年总抱怨他的草鞋不如我的结实。 前几天整理旧物，翻出了块褪色的红布，是当年出川时娘塞给我的，说“见红就能平安”。 现在我把它压在师长遗书的复印件下，那上面“决以一死以报国家”八个字，比任何勋章都重。 这些年总有人问我川军凭什么打赢，我想说，我们赢的不是武器，是把最后一口粮让给兄弟的情分，是明知要死还往前冲的憨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