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8月，一个解放军少尉副连长脱下军装，按18级干部标准转业到福建地方。 那时他刚满26岁，兜里揣着淮海战役的一等功奖章，本该在厦门过着每月66元工资的安稳日子，却在六年后收拾行李，带着闽南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坐了三天三夜火车回到河南范县的黄河滩区。 在福建建筑工程公司当保卫科干事那几年，他每天上班路过鼓浪屿的海边，妻子陈宝珍在纺织厂上班，女儿刚学会叫爸爸。 同事们都知道他是战斗英雄，却很少听他提战场上的事，只记得他总对着北方发呆，说“老家的麦子该熟了”。 1962年国家号召干部下乡，他拿着申请书去找领导时，办公室的同志都劝他“你是功臣，组织上不会强制”。 他却说“我是党员，该去最需要的地方”。 那时范县刚经历灾荒，村里不少人还在吃救济粮，他带着全家住进村头的土坯房，第一晚妻子就哭了，说“这里连地瓜粥都喝不饱”。 他发现村里的地都是盐碱滩，种玉米亩产才二三百斤。 就跑去县农技站借书，带着几个年轻人在黄河边挖渠引水，寒冬腊月跳进冰水里清淤，手上裂的口子能塞进玉米粒。 第二年试种水稻，秋收时亩产竟到了一千多斤，村民们第一次吃上白米饭，有人端着碗哭了，说“文祥啊，你真是救了全村的命”。 陈宝珍起初听不懂河南话，就跟着村民学，后来当上妇女队长，办起扫盲班，把闽南的歌谣改成识字口诀，一年时间让村里妇女识字率从15%提到60%。 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她把红薯干磨成粉，做成闽南风味的窝窝，哄着女儿说“这是妈妈家乡的甜点心”。 1979年福建来人要接他回去恢复干部身份，连返程车票都买好了，他却指着刚修的砂石路说“路刚通，西瓜苗刚栽上，走了对不起村里人”，我觉得这简单一句话，比任何豪言壮语都实在。 1984年他主动从村支书岗位退下来，推荐高中毕业的年轻人接班，说“该让有文化的人带着大家往前奔了”。 2011年县民政局普查退役军人信息，他才从箱底翻出那个红布包，八枚军功章的边角都磨圆了。 工作人员数着一等功、二等功奖章，再看看他家墙上贴着的“优秀共产党员”奖状，突然红了眼眶。 后来人们在他老屋的木箱子里，除了军功章，还找到一双磨穿底的胶鞋，鞋面上沾着的黄河泥都结了痂。 从当年炸碉堡的“拼命三郎”到带着村民种水稻的“老支书”，他没说过一句大话，却用一辈子的时间证明，把国家需要当成自己选择，从来都不是什么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