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炸馆”事件发生后，克林顿向中国道歉，李肇星说“你得写下来”。 贝尔格莱德的夜色里，三枚JDAM制导炸弹穿透使馆屋顶时，邵云环办公桌上的《多瑙河之波》采访笔记还摊开着。 2000公里外的华盛顿，李肇星盯着加密电报里“三人牺牲”的字样，指节在桌面上敲出沉闷的声响。 当时没人知道，这场始于凌晨的爆炸，会在两周后演变成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的笔墨较量。 克林顿最初的道歉像张揉皱的废纸。 第一次通话里，他用“深表遗憾”代替“道歉”，把导弹误炸归咎于“旧地图”。 李肇星在电话这头沉默了七秒，随后用带着山东口音的英语重复：“总统先生，中国老百姓听得懂‘遗憾’和‘道歉’的区别。” 三天后的白宫会面，当克林顿再次试图用口头承诺蒙混过关时，李肇星从公文包掏出纸笔推过去：“写下来，这是对逝者最起码的尊重。” 那张签着克林顿名字的道歉信，后来成了美国保守派媒体的标靶。 李肇星那时正忙着协调遇难记者后事，听说消息后只是让秘书把报纸归档，转身继续核对赔偿清单。 他知道，外交场上的纸页较量，从来不止于笔墨本身。 北京高校的抗议横幅在五月的风里翻飞时，中芯国际的筹备组正在上海张江租下第一间办公室。 二十年后，当东风-31导弹方队驶过天安门，当年参与使馆重建的工程师在电视前红了眼眶。 有些伤痕会结痂成勋章，就像李肇星在谈判桌上始终没松口的那句“主权问题没有模糊空间”，后来变成了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编队的航迹。 现在去塞尔维亚的中国使馆旧址，还能看到那面修复过的墙体。 阳光穿过玻璃幕墙时，会在地面投下“1999.5.7”的光影。 当年李肇星坚持要克林顿写下的那句话，如今正被更多年轻外交官刻在心里，真正的外交尊严，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而是背后足以支撑它的实力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