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地下党员马识途正准备回公馆，却看到保姆坐在门口，还警惕地盯着他，马识途意识到，肯定出问题了，要不然保姆不会这样。 马识途和张妈相处了三年，这位五十多岁的妇人是他从逃难人群里救下的，平日里话不多，手脚麻利，待他如亲儿子般周到。往常他下班回来，张妈早早就开了院门，要么在厨房忙活，要么在院子里择菜，从没像今天这样，端坐在门槛上，背脊挺得笔直，双手攥着围裙角，眼神像淬了火似的，既紧张又急切，扫过他的脸后，又飞快瞟了眼公馆二楼的窗户，那窗帘缝里似乎有个黑影闪了一下。 他放慢脚步，脸上堆起平日的温和笑容，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张妈听见，也能传到可能藏在暗处的人耳中：“张妈，今儿天凉，怎么坐在这儿吹风？屋里的炉子没烧旺？” 张妈嘴唇抿得紧紧的，喉结动了动，声音压得极低，像是怕被谁偷听：“先生，我炖了萝卜排骨汤，炖了一下午，凉了就腥了，快进屋趁热喝。” 说话时，她的右手悄悄抬了抬，食指往院角的老槐树方向指了指，随即又飞快放下，假装拍打围裙上的灰尘。 马识途心里咯噔一下，那老槐树下埋着他藏机密文件的铁盒——里面是川西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名单和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他不动声色地应着，抬脚往院子里走，眼角的余光瞥见客厅的门虚掩着，往常这个时候门都是敞开的，此刻门缝里隐约能看到两双不属于家里的皮鞋，鞋尖对着门口，显然是有人在里面埋伏。 走到屋檐下，他故意停下脚步，假装咳嗽了两声，趁机观察四周。院墙根的青苔上，印着几个新鲜的鞋印，比他的鞋底宽了不少，一看就是男人的鞋；窗台上多了个没熄灭的烟头，是市面上少见的进口烟，这种烟只有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人才常抽。他心里明镜似的，肯定是组织里出了叛徒，把他的住处供了出来，特务们等着他自投罗网。 “先生，怎么不进屋？” 张妈跟了过来，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碗，碗里是冒着热气的汤，“快喝了暖暖身子，我刚从厨房端出来的。” 她递碗的时候，手指在马识途的手背上快速敲了三下，又指了指碗底。马识途接过碗，假装喝了一口，趁着低头的功夫，看到碗底贴着一张极小的纸条，上面用米汤写着“后墙有梯，西巷三号”。 他心里一暖，张妈没读过书，想必是特务逼她盯着自己，她却偷偷用这种办法传递消息。他放下碗，故意皱了皱眉：“这汤有点咸，张妈，你再给我倒杯温水来。” 张妈会意，转身往厨房走，路过客厅门口时，故意“哎呀”一声，手里的抹布掉在地上，弯腰去捡的时候，故意把客厅的门又推开了些。马识途清楚地看到，里面坐着两个穿着中山装的男人，腰间鼓鼓囊囊的，显然带了枪。 他趁着特务注意力被张妈吸引，悄悄往院角的老槐树挪了两步，假装欣赏树上的麻雀。走到树底下，他用脚尖轻轻拨开泥土，果然摸到了那个铁盒。他飞快地把铁盒挖出来，塞进怀里，又用泥土把坑填好，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身往屋里走。刚走到客厅门口，里面的一个特务就站起来，皮笑肉不笑地说：“马先生，我们是军统的，想请你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点事情。” 马识途心里早有盘算，脸上故作惊讶：“军统？我就是个做生意的，犯了什么事要劳烦各位？” 说话间，他悄悄往身后的柱子挪了挪，手指摸到了柱子上预留的暗扣——那是他早就准备好的紧急机关，一按就能打开后墙的暗门。另一个特务不耐烦了，掏出手枪指着他：“少废话！跟我们走就对了！” 就在这时候，张妈突然从厨房冲出来，手里举着一把菜刀，大喊着：“你们是什么人！敢在我家先生家里撒野！” 她一边喊一边往特务身上扑，特务们没料到一个老太太会突然发难，一时慌了神，伸手去推张妈。马识途趁机按下暗扣，身后的柱子旁突然出现一道小门，他转身就冲了出去，身后传来特务的怒吼声和张妈的叫喊声：“先生快跑！别管我！” 后墙根果然靠着一架木梯，是张妈提前准备好的。他爬上梯子，翻过院墙，正好落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按照纸条上的地址，他飞快地往西巷跑，跑了没多远，就看到一辆人力车停在三号门口，车夫正是组织上安排的接应同志。他跳上车，车夫一挥鞭子，车子飞快地消失在巷尾。 后来马识途才知道，张妈那天被特务打了一顿，但她一口咬定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想保护雇主。解放后，马识途专门找到了张妈，想好好报答她，可张妈只是摆摆手说：“先生，我知道你是为老百姓做事的好人，我只是做了该做的。” 再后来，马识途在回忆录里专门写了这段经历，他说，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张妈这样善良勇敢的普通人，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信息来源：《川西地下党革命史料·隐蔽斗争纪实》（1992年版，四川省党史研究室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