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徐悲鸿被迫娶村姑为妻。新婚夜，他嫌弃地把妻子扑倒在床。不久后，妻子怀

1912年，徐悲鸿被迫娶村姑为妻。新婚夜，他嫌弃地把妻子扑倒在床。不久后，妻子怀孕，他却怒斥：把孩子打掉！ 那天晚上，徐悲鸿心里像压着块石头。他刚从上海回来，满脑子都是新学的透视法和色彩理论，一进门就被母亲拉着拜堂，对面站着的姑娘他连名字都记不清，只记得她袖口沾着的泥点和粗糙的手掌。他心里憋着气，觉得这门亲事就是捆住他翅膀的绳子，新婚夜的粗鲁，更像是对这桩“糊涂事”的反抗。 婚后没几天，徐悲鸿就收拾行李想回上海。母亲拦着他，说父亲病着，家里离不开人。他没办法，只能留在村里，白天躲在房里画画，晚上才不得不回那间土坯房。妻子话不多，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挑水、做饭，给父亲煎药，见了他总是低着头，递过热水时手都在抖。他起初连正眼都不瞧，直到有次半夜醒来，看见她坐在床沿，借着月光缝补他磨破的画夹，针脚歪歪扭扭，却缝得格外仔细。他心里动了一下，又赶紧别过头——他是要做大事的人，不能被这些琐事绊住。 那年冬天，父亲的病在妻子照料下慢慢稳定了些。徐悲鸿觉得终于能走了，收拾行李时，妻子默默递过来一个布包，里面是几件浆洗干净的衣服，还有一小袋炒好的南瓜子，是他小时候爱吃的。他没接，转身就走，走出村口时，听见身后传来轻轻的咳嗽声，他脚步顿了顿，还是没回头。 到了上海，他一头扎进画室，画商催着要稿，震旦大学的课也不能落下，忙得脚不沾地。直到开春，母亲的信寄到，说妻子有了身孕。他看着信，心里像炸了锅——他的人生蓝图里根本没有“丈夫”“父亲”这些角色，这孩子就是个意外，是个累赘。他抓起笔就回信，字写得又快又乱：“现在不是要孩子的时候，让她处理掉！” 信寄出去没几天，他就后悔了。那天在震旦大学画素描，模特是个抱着孩子的母亲，婴儿在怀里睡得安稳，母亲的眼神温柔得像水。他突然想起妻子缝画夹的样子，想起她递南瓜子时躲闪的眼神。他想，也许自己太过分了？可话已经说出口，他拉不下脸再写信解释。 没想到，几个月后母亲又来信，说孩子生了，是个男孩。他愣住了，母亲在信里没提他之前的要求，只说妻子生的时候难产，现在还在养身体，让他有空回趟家。他捏着信，心里五味杂陈。过了半个月，他还是买了火车票。 回家那天，妻子抱着孩子坐在门槛上晒太阳，孩子闭着眼睛，小拳头攥得紧紧的。她看见他，慌忙站起来，怀里的孩子被惊醒，哇地哭了。他走过去，第一次认真看她，她瘦了好多，眼睛底下有淡淡的青黑，却比初见时多了点柔和。他想抱抱孩子，手伸到一半又缩回来。母亲在旁边说：“给孩子起个名字吧。”他张了张嘴，想说“劫生”，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孩子没做错什么。他沉默了半天，说：“叫‘念生’吧。” 念生三岁那年，徐悲鸿把他接到上海。孩子怕生，总是躲在妻子身后，却喜欢看他画画，拿着蜡笔在纸上涂涂抹抹。徐悲鸿教他握笔，他的小手软软地搭在他手背上，那一刻，他突然觉得，或许生活不只有画板上的线条和色彩。 后来念生七岁时得了急病，送医院没抢救过来。妻子抱着孩子冰冷的身体，眼泪掉个不停，却没怨他一句。他站在旁边，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个“艺术家”那么没用。再后来，妻子身体一直不好，三十出头就走了。那天他正在巴黎临摹伦勃朗的画，收到电报时，颜料盘“哐当”掉在地上，颜料溅了一地，像打翻的眼泪。 很多年后，徐悲鸿成了大画家，教学生时总说：“画画要走心，心里没温度，画出来的东西就是死的。”他画的马总是带着股韧劲，可偶尔画起静物，画里的陶罐旁边总会摆着一小袋南瓜子。他没跟人说过念生，也没提过那个村姑妻子，但他心里清楚，是那段他曾想逃离的日子，给了他最真实的“温度”。 现在想起这些，我总觉得，人这一辈子，好像谁也躲不开那些“被迫”的时刻。年轻时总觉得自由最重要，急着挣脱一切束缚，可后来才发现，那些被我们嫌弃过、忽略过的人和事，说不定藏着最珍贵的东西。徐悲鸿的画里有力量，或许也藏着他没说出口的愧疚和遗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