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徐悲鸿在香港时，遇到一个德国人售卖四箱古画，当徐悲鸿看到第三箱时，突然大喊一声：“下面的不看了，我就要这一件！”对方开口就要1万元，徐悲鸿却不假思索的同意了。 马丁夫人站在旁边，她本是德国驻华大使的女儿，这批画是其父遗物。徐悲鸿当时没有多说，只是仔细再看了一遍那幅画。 画中人物神态从容、衣袂飘逸，技法气势如虹，不署名，却带着盛唐气象。眼神一亮，他已经认定这就是传世之宝。马丁夫人虽出价高，但徐悲鸿不仅答应了，还额外赠出自己画的七幅精品作为交换。 这是他第一次用这么高的代价换一幅画。可当晚他躺在旅馆的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他想起自己1919年到法国留学的情景。 那时他是公派学生，白天在巴黎国立美术学院画石膏像，晚上就在卢浮宫边上画馆藏真迹。别人去跳舞，他跑去抄素描。有人笑他像苦行僧，他不在乎。 心里想着：“不懂西法，不足以改中国画之病。” 徐悲鸿知道，西方有西方的光影技法，中国有中国的笔墨精神，但中西之间该有桥梁，不该是井水不犯河水。后来他回国接掌北平艺专，改课程、引西法、带学生，一度被骂“崇洋媚外”。 他没回嘴，只是坚持每天画画、上课、讲史。1933年全国美展，他带头提出中国画不能只是文人自赏，要服务于人民情感。 徐悲鸿不信神秘气，他信笔下之魂。他看上的《八十七神仙卷》，画风虽古，却骨力坚实、气息沉雄，不是文人涂抹之作。他知道，这幅画若是失传，就少了一根中国艺术的骨头。 那一年，他不止一次听说文物流入海外。有同行劝他：“别管那么多了，你的画也得卖饭吃。”可徐悲鸿还是固执地认为，画可以不吃饭，但文化不能断传。 香港买画后他并没回北平，而是南下筹备画展，他在广州、新加坡、吉隆坡四处展览，为抗战筹款。他说：“我这支笔，不为我自己，要为这片土地上的人。” 最艰难的还是1942年，昆明空袭，警报响起，他带学生跑进防空洞。回来后，《八十七神仙卷》不见了。他站在满地狼藉的办公室中，一时脑中一片空白。 学生们看他愣住，谁都不敢说话。那晚，他第一次哭得不能自已。他知道这不是一幅画的丢失，是一段历史从他手中溜走。 两年后成都传来消息，说有幅画可能是那卷。他犹豫了几天，决定让人去核实。这时一个叫“刘将军”的人出现，说他能赎回此画，但要价极高。 徐悲鸿明知此人身份可疑，仍答应下来。他病着，依然日夜作画筹钱。身边人劝不住，他说：“这画回不来，我这一生就断了一截。” 那画终于回来了，他看到自己钤印还在，画面虽有些磨损，人物尚完好。 1949年后，他把画交给国家。 画如今躺在中央美术学院的藏室中。有人来参观，有人研究，有人感叹盛唐遗风。可只有徐悲鸿的学生知道，他当年为这幅画画了多少画，熬了多少夜，扛了多少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