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物理天才薛定谔背着老婆，跑到别墅跟情人过圣诞节，可让人震惊的是，约会时他竟连发6篇重要的量子论文，不仅碾压海森堡，还开创了著名的波动力学。 圣诞节那几天，瑞士阿罗萨的山中别墅风雪未停，薛定谔却坐在窗边笔不停写，希尔德坐在一旁看书，没有出声。 他前一阵刚刚读完法国物理学家路易·德布罗意的论文，对“物质波”的想法兴致极高，这几天，他几乎不眠不休地推导，从氢原子的能级开始，一步步构建出属于他自己的理论。 在那时，海森堡正与玻恩、约尔丹忙着打磨矩阵力学，抽象复杂，物理意义模糊，虽然得到了支持，但不少同行仍感难以理解。 薛定谔瞧不上这种绕来绕去的数学游戏，他要找一种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方法。 几周后，他的第一篇波动力学论文送交《物理年鉴》，其中写着对氢原子能级的精确描述，计算结果与玻尔模型一致。他的想法是用偏微分方程来描述微观粒子的演化，这套方法更直观，也符合经典力学的框架。 1926年，他连续提交五篇论文，系统提出波动力学，并证明其与矩阵力学在数学上等价。这个举动让物理学界哗然。 玻恩虽表示理解，但海森堡强烈反感，他曾在私信中批评薛定谔回到了“过时的古典幻想”。 不久后，薛定谔被邀请赴柏林大学担任教授，成为德国最核心的理论物理圈人物之一。但就在1933年，情况急转直下。 纳粹上台，开始清洗犹太学者。虽然薛定谔不是犹太人，却公开反对纳粹教育政策。他拒绝签署忠诚声明，也不愿迁就政治立场。 同年，他与英国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领奖前不久，他悄然离开德国，先后辗转奥地利、瑞士、英国。 1939年，他接受爱尔兰总统德·瓦莱拉邀请，到都柏林建立高级研究院物理部。 在都柏林，他沉下心来思考一个长期困扰科学界的问题：生命的本质。他开设系列公开讲座，讲述用热力学与量子观点去理解有机体秩序。 1944年，他将讲稿整理成书，命名为《What is Life?》。 这本小册子，只有几万字，却对一代生物学家产生深远影响。詹姆斯·沃森后来承认，就是这本书让他投身DNA结构研究。 薛定谔并未因此声名更盛，反而在战后逐渐淡出主流学术圈。他不喜欢原子弹竞赛，也不愿参与大规模军事科研，晚年思考更偏哲学，他曾写道：“现代科学若失去伦理方向，只是盲目的工具。” 1961年，薛定谔在维也纳逝世。他留下的，不只是那个著名的波动方程，还有一套对科学本源的深刻追问。 量子力学后来走向更高深的路径，但他在阿罗萨那几天所写的六篇文章，依然被认为是人类理解微观世界的一次决定性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