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地下党牛子龙借机做掉了军统豫站站长，没过多久，上级就找他喝酒，也想借机除掉他，牛子龙知道来者不善，却还是赴约了！ 酒局定在洛阳城内一处偏僻饭馆，出面的人叫刘艺周，是军统总部派来的特派员，名义上是“了解豫站情况”，实际上谁都清楚，这次调查不会轻松。 牛子龙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军统豫站行动组组长，手里握着枪，也握着人命，在站里算得上核心人物。崔方平死后，豫站表面恢复了平静，暗地里却早已风声鹤唳。 牛子龙心里明白，崔方平的事不可能就这么算了。军统体系向来讲究追责，尤其是在皖南事变之后，内部对“立场问题”极为敏感。 刘艺周的到来，意味着总部已经不信任地方站点的解释。赴宴之前，牛子龙仔细检查了随身物品，没有带枪，也没有带任何能引起怀疑的东西，只在心里反复推演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 酒桌上，刘艺周话说得很慢，先提战绩，再谈纪律，杯子一杯接一杯递过来。牛子龙却始终保持清醒，只象征性地沾了嘴。 饭局持续到深夜，没有动手，也没有下结论，这种平静反而让人更不安。散席时，刘艺周只留下一句话，说第二天要一起去第三集团军司令部“看看情况”。 牛子龙没有拒绝。牛子龙很清楚，如果回避，只会坐实怀疑。第二天一早，车刚进司令部门口，早已埋伏的军统人员一拥而上，牛子龙被当场控制。 这一刻，牛子龙知道，潜伏多年的身份已经走到最危险的阶段。 被押往洛阳监狱后，牛子龙并未遭到立即审讯。军统对这类“内部人员”向来谨慎，既想查清背景，又担心牵扯太多。洛阳监狱关押的，多是政治嫌疑人，气氛压抑。 牛子龙在这里被关押了将近一年半，期间数次被提审，但始终没有承认任何与中共有关的事实。 1944年，牛子龙被转送至西安军统西北看守所。这个地方在当时被称为“只进不出”，不少地下党员都在这里失去音讯。 刚进看守所时，其他被关押人员对牛子龙极为警惕，原因很简单，牛子龙的履历摆在那里，是军统行动骨干。牛子龙没有急于解释，只是默默参与劳动，从不多说一句多余的话。 日子一天天过去，牛子龙开始主动承担最重的活，也在审讯中刻意回避牵连他人。这些细节，被同监的共产党员看在眼里。信任不是一夜建立的，而是在一次次选择中慢慢形成。 看守所内，换岗时间、巡查路线、看守习惯，都被悄悄记录下来。 1945年初，抗战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军统内部调动频繁，管理出现松动。牛子龙与几名狱友开始低声交换信息，确认外界情况。 那段时间，所有人都明白，一旦错过时机，等待的可能是秘密处置。 计划并不复杂，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配合。某个夜晚，西安突降暴雨，看守力量被迫收缩，牛子龙站在队伍最后，按事先约定的路线行动。 至于之后发生了什么，牛子龙从未在公开场合详细讲过。 再后来，牛子龙出现在新四军根据地，从此结束了在敌营中的身份。多年潜伏、数次生死选择，都被压进了履历表的一行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