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府大街上有个卖酒的人，叫李四，他的妻子如花似玉！一日，一个富家子给了李四三十两银子，说借他妻子一晚。这晚，李四早早出门，他妻子盛装等待，谁知那富家子进了门后，却撒腿就跑！这是为何？ 事情并不是从这三十两银子开始的。若追根溯源，要把目光放回到明清之际徽州一带的市井生态。徽州府在当时以商贾繁盛闻名，酒肆、典铺、米行密集，流动人口多，治安案件也随之增多。 地方志中多有记载，县衙断案常要面对因财起祸、因色生端的纠纷，这类案情后来被整理进公案笔记，成为后人反复讲述的素材。 李四卖酒为生，收入不稳，在徽州并不罕见。类似的小商户，在《徽州府志·民食志》中屡见其名，日子往往紧巴。 李四的妻子崔氏出身寒门，却因容貌出众，在街坊中颇有名声。这一点，在明清笔记中并非孤例。《阅微草堂笔记》中就曾提到，市井女子因姿容惹祸，往往成为案件的起点。 富家子程颐的出现，也并非偶然。明代中后期，徽州盐商、典商子弟游手好闲者不少，地方文书中屡有“子弟不务正业，游宴酒楼”的批注。 程颐常出入酒楼、青楼，这类人群在《龙图公案》等公案集中，常被用来作为矛盾的引线。程颐出银三十两，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利用金钱试探人心的老套路。 真正让事情变得诡异的，并不是交易本身，而是那天夜里发生的异常。按照后来的供述整理方式，这一夜成为县衙审理时反复核对的关键时段。 程颐在入夜后前往李四家，却在极短时间内离开，并立刻转向酒楼。这种行为模式，在清代刑名档案中，被视为“惊惧逃离”，往往意味着当事人见到了超出心理承受的场景。 与此同时，县衙并未立即定性案件，而是循着当时常见的办案路径展开调查。先核对行踪，再排查可疑人物，这是《大清律例·刑律》中明确规定的流程。 程颐被带至公堂后，能以酒楼掌柜与伙计作证脱身，正说明这一程序在现实中确实存在，而非后人杜撰。 案件的另一条线索，来自城中游走的化缘僧人。明清时期，游方僧人数量庞大，地方官府对此类人群既容忍又警惕。地方志中多次记载，盗窃案往往与假僧有关，但定罪并不容易。 正因如此，县衙往往借助心理施压的方式获取口供，这在《三侠五义》等文本中有明确描述。 明清断案实践中，官员深知迷信心理的作用，常以布置夜审、突然对质等方式，击溃嫌疑人心防。这类手段虽不符合今日法治标准，却真实存在于当时的司法实践中。 案情推进到这里，悬念反而更重。表面上，程颐因惊逃脱身，李四因悔恨自责，而真正的凶手仍未浮出水面。县衙里灯火通明，狱卒低声议论，案卷一页页翻动。 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突破口，一个能让真相自行露面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