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有人建议要保留汪东兴的职位，但是陈云却认为，如果让他再继续担任，就算我们同意了，那全党同志也不会同意。”一句话丢出来，会场一下子静住，茶杯落在桌上的响声都听得见。 很多人知道，这是在给前几年的一整套做法收口。 时间往前拨到一九七八年。 汪东兴把八三四一部队的大权交了出来，辞去中央办公厅主任，改成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位置往后退了一步，坚持的劲头没退，嘴边挂得最多的是“两个凡是”。一个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坚决维护；一个说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听上去绝对忠诚。 邓小平在内部会议上说得很直，说毛泽东同志自己讲过，有些话说错了，也承认犯过错误。世上没有哪个人每句话都对，更没有绝对正确的人。“两个凡是”如果照本宣科，不但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合拍，也同党长期讲的实事求是拧着。真要按这两条办事，国家工作很难调整，就连给邓小平本人平反，这条路在逻辑上都走不通。 毛主席生前谈到邓小平，讲过一段很重的话，说他不抓阶级斗争，不提这个纲，一天到晚白猫黑猫，只看抓不抓老鼠，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这种评价，实际是给邓小平罩上“资本主义”的帽子。如果再加上“两个凡是”一层保险，就等于承认这顶帽子不能摘，后面想让他重新出来主持工作，几乎寸步难行。 毛主席晚年多次提醒，要防止党变味。 说部分党员不想继续革命，有些人后退了，甚至反对革命，因为当了大官，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又说这些人未必真懂资本主义，真要倒退，也就退回半封建半殖民地。说到农村，听到包产到户的情况，又断言短期内可能多打粮，时间长了会出现两极分化，资产阶级重新抬头，开始剥削劳动人民。 这样的气氛里，谁心里生出一点不同意见，都会先拿这些话对照一遍，不敢轻易开口。汪东兴顶着“两个凡是”站在前头，办事一板一眼，心里憋气的人越来越多。谭震林算是其中说话最硬的。七十多岁的人，在会上当面批评“两个凡是”错误。 汪东兴回过去一句，要他吸取教训，重新做人。谭震林忍不住顶回去，说已经七十岁了，怎么重新做人。 叶剑英那边，对汪东兴的印象也不算好。 战备疏散那会儿，他先被安排到湖南长沙，正是深冬，阴冷潮湿，身体本来就虚，很难适应。后来汪东兴打电话，把他从长沙调到湘潭，说是照顾，实际条件更差。一个老将军再搬一次家，那种被随手挪开的感觉，很难用公文语气去解释，只知道到了湘潭，眼眶一下就红了。那几年被“照顾”的老干部、老军人，说起汪东兴，多半想不起什么暖心事情。 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开始动手理顺高层人事。第二年，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名义上是帮助，实际上是把话说透。西北组那边，江一真第一个开口放炮，杨西光紧跟着发言；西南组里，胡绩伟率先站出来。大家轮番把汪东兴在用人、在作风、在执行“两个凡是”上的问题摆到桌面上。 发言多了，会场的走向就很清楚。陈云那天听了很久，开口一句“汪东兴继续当领导，反对，全党也不会答应”。这话落地，屋子里静得只剩下呼吸声。 与其说是一个老同志的态度，不如说是把大多数党员干部心里的意见点了出来。 汪东兴听在耳朵里，明白自己已经站在风口上。 会后表态时，他把自己的经历摆出来，说作为毛主席的随身警卫员，多年受毛主席教育，思路自然跟着那套走，也承认自己不太会变通。看着现在和大家的观点差距越来越大，对领导层的团结不利，为了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决定主动辞职。 几个月以后，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会上，汪东兴正式辞去中央领导职务，陈锡联、吴德、纪登奎也集体提出辞职。中央政治局随即开会研究，对高层岗位做了新的安排，陈云的职位被抬了上去，当选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领导层中的分量加重。 同年，邓小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正式提出改革开放的国策。 “改革开放”四个字登上报纸时，外界更多看到的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很少追溯到前面这些会议记录。可在那些关起门来的会场里，高层路线的转弯、关键岗位的更替早就缠在一起。 汪东兴的进与退，只是其中一块拼图，那句“全党也不会答应”，落在个人身上，也落在一个阶段的句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