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告诫过我们，如果有天消费不振，贫富悬殊，干群关系下降，原因就有可能是劳动力价值被压得过低所诱发的。这可不是我在胡吹大气，而是在1957年他老人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经过系统论述的。他认为，当劳动脱离价值本位时，经济失衡、信仰崩塌与政权危机将接踵而至。 这可不是在胡吹大气，而是一九五七年那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一段一段推出来的判断。那时候国家刚穷过来不久，粮食刚见点起色，很多人还在为一口饭精打细算，他偏偏盯着一个看起来不浪漫的问题: 劳动到底值不值钱。 通篇看下去，那篇文章像一面磨得发亮的镜子，照的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张张具体的脸。农民的脸，工人的脸，知识分子的脸，还有那些机关里坐惯了椅子的干部的脸。毛泽东翻来覆去讲一件事，社会主义社会照样有矛盾，有吵架，有闹情绪，只是大多数属于“自己人”的矛盾，关键看拿什么劲头去解。拿错了劲，再好的制度也会被搞出一肚子怨气。 他提人民内部矛盾时，特别掂量干群关系这根弦。批评要有，斗争也跑不了，但下手之前心里得先装着“还要一起干下去”这件事。说话要讲道理，讲事实，不是抓住帽子就往死里摁。如果把普通人的牢骚、困惑统统往敌我那边推，一会儿扣上“闹事”，一会儿扣上“立场有问题”，日子久了，谁还愿意把真话摆在桌面上讲，谁还愿意把自己的劳动当回事。 农业合作化那块，他不光晒数据。到一九五六年，全国粮食多出了一千多亿斤，这个数字摆在纸面上很亮眼，可他紧接着就问: 农民兜里那点钱，有没有跟着涨一些。国家要税收，合作社要积累，农民要过日子，这三头怎么拴在一根绳上，不拴死，也不能拴成空头支票。 农民劳动生产率本来就不高，生活又精打细算，如果分配那只手太重，消费能有多大劲头，合作社的积极性又靠什么撑。 在工业化的算盘上，他认定要以重工业为中心，心里却一直记着中国是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了八成多。重工业要钢要煤，要机器，钱从哪来，原料从哪来，市场又从哪来，最后还是要落在地里的那点收成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并着走，说到底是承认占多数的劳动者不能只当“垫脚石”，一旦长期被压在低收入上，那个“中心”迟早会在消费疲软里摇晃。 节约那段听着耳熟。穷国要搞大建设，眼下唯一的路就是“全面、持久”地把节约当习惯。他要求干部和群众都记住两句话: 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大国，也是经济落后的穷国，要富起来要几十年的苦干。这话一头连着国家命运，一头其实还是连着劳动者的脸面。如果节约只落在压缩普通人的口粮、工钱上，上面却照样讲排场，下面的节约味道就会变酸，变成对劳动的不尊重，消费自然提不起兴趣。 说到干部作风，他一点也不给面子。不愿意同群众同甘共苦，特别爱算个人名利，他都叫出来，顺手就给出一个办法: 精简机关，下放干部，让相当一批人回到生产中去。等这些人真在地里、在车间里干过一阵，再回头看文件上的数字，就会知道劳动力不是一行抽象的“成本”，而是一张张有汗水、有脾气的脸。 他对文化和思想领域的判断，同样绕不开这个“劳动值不值钱”的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也好，看起来讲的是文艺、学术，实质上在设一道门槛: 哪些声音有利于团结大多数劳动者，哪些说法会在不知不觉中抬高少数人的特权，把勤勤恳恳干活的人挤到角落里。他列出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统统绕着“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和“国际团结”打转，说白了就是问一句: 这些话，会不会让劳动者对这个制度失去安全感。 匈牙利事件、抗日战争，被他当作两面镜子来用。有时候坏事逼出来的觉醒，比平静日子里十年八年的说教还硬气。战火之后，全国各族人民反而团结得更紧，很多人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和国家绑在一块。可这类“化险为夷”的故事，在他那里从来不是靠侥幸，他讲得很明白，前提是有社会主义制度作保障，有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少了这两样，坏事只会越滚越大，最后压在普通劳动者身上。 整篇文章一边讲矛盾理论，一边盯着一个关键细节: 在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劳动还能不能抬得起头。人民内部矛盾本身不可怕，闹点意见、闹点情绪反而是提醒。真正危险的，是习惯把矛盾往下压，把劳动力长期当成可以随意压价的“成本”。 等到有一天，消费不振成了常态，贫富分化越拉越宽，干群之间说话越来越小声，那些年反复讲过的道理，其实早就写在那篇一九五七年的文章里了，只是很多人懒得翻出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