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彭德怀回到家乡，深情地对乡亲们说：“我敢说，但没人听我的。现在解除了武装，想在队里留个户口。你们同意吗？” 一九六一年冬天，湘潭乌石冷得像刀割。彭家围子的堂屋灯一亮，院里就挤满人。多年不见的彭德怀，从北京西郊吴家花园那块菜地里出来，提个旧皮箱回来，灰呢制服袖口打着补丁，一眼看去更像是从地里刚收工的老农。 一九五九年庐山以后，他住在吴家花园，白天锄地，晚上读书。 慢慢政策往回收，说农村“有好转”，心里总悬着。九月十九日，他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回湖南老家搞三个月农村调查，冬天回北京，来年春天再去太行看看。 信经杨尚昆转呈，不久回话传到院里：“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他这才收拾行李，点名要中办派个秘书帮他记材料。 十月末，他被警卫局的车送到北京火车站。十一月初到长沙，住进省委招待所。听省委说全省粮食争取三年恢复，农民一天一斤稻谷“差不多”，他立刻摇头，说按湘乡人的胃口，大人一天一斤肯定不顶用，又追问农民的油票、发布票有没有着落。 不久，他回到乌石公社，为民生产队的彭家围子。 消息一传开，二十五天里，堂屋门槛天天有人踩，来访的总数超过两千人次。亲戚、邻居，干部、社员，还有从周边县、长沙城里赶来的人，都想当面问问这位“犯了错误”的大领导。 问得最多的是田。 有人一坐下就说：日子这么紧，能不能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也行，先各顾各的，等富起来再合拢。多是家里有劳力的中农、贫农，说到底就是对集体田没信心。彭德怀听完，只按当时政策回话：农业集体化是大方向，包产到户看着利索，最后容易又走回“富的富、穷的穷”的老路，将来阶级再分化，土地还得再折腾一次，“这条路走不得”。 也有人来算“五风”的账。账本上，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写着一百零三万斤，说是“建国以来最高年产量”。他让人查公共食堂账，前后一对照，一九六一年只有六十五万斤，比一九五八年还少五万斤，生猪也掉了三分之二。 有人问谁该担责，他分两头说：上面有官僚主义，报喜不报忧，下面有瞎指挥、强迫命令，层层都有错，只能按《六十条》慢慢把弯路扳回来。 说起“反右倾”，他干脆把一九五八年那封信里的三条摆出来：房子别拆，树别砍，人别打。“对不对，你们自己衡量。”角落里坐着被错斗过的基层干部，他一口一句劝，说中央正在给冤枉的人平反，这样的事只有在共产党手里能办成，旧账要清，但人不能倒下。 最揪心的一天，是十一月八日。红星生产队几位妇女赶来，眼圈红红的，说她们队原定的人均口粮是三百斤，因为减产，只发一百四十八斤，从八月吃到那天已经吃掉七十五斤，剩下那点要撑到第二年二月，“再这样下去，要饿死人啦”。人刚走，他当场叫随行的往红星队去，既看干部账本，也进农户家看米缸，结果摆在眼前：不少人家已经揭不开锅。 晚上堂屋静下来，他一边听情况，一边在地上来回踱。听完这一个队的细账，他憋不住，把声音提得老高：“北京有些人就是报喜不报忧，净听好的，做官当老爷，也不下来看看。现在有人吃不上饭啦，我们对得住群众吗。我不怕，我有话就要说，回北京一定要报告党中央。”六十四岁的人，说到“我不怕”的时候，背还是挺直的，堂屋里却一片低头。 调查很快从老屋走向外面。南谷公社陈蒲大队，一九五九年粮食九十四万斤，一九六一年只剩五十三万斤，减了四成多。征购任务二十四万二千斤，占总产量差不多一半。扣掉征购粮、种子粮、饲料粮，留给社员的口粮很紧，自留地红薯、芋头折一折，平均每人一年也就二百二十斤上下。很多人家已经吃糠糊糊，有的靠青菜、萝卜熬日子，不少人拿衣服去换红薯。大队估计，再不想办法，到春节前后，三分之一的户要断粮，到明年春天，七成的户要揭不开锅。调查组专门写下《一个减产队的调查材料》，往公社、县委送。 放眼全县，八百三十四个大队里，人均口粮在二百四十斤以下的有二百八十九个，差不多三分之一。另一边，金星大队又是完全不同的模样。一九六一年，这个队农副业都在往上走，粮食六十五万斤，比一九六零年多了四成五，生猪公养加户养，基本做到每户一头猪。社员人均口粮四百三十七斤，加上自留地，大致能到五百斤，扣掉提留，现金收入人均还有四十五元。大队按劳分配，一个男劳力能多分二百元，还有奖励粮，有的户一人一年能吃到七百斤口粮。支部硬，干部肯下地头，分配又看得见差别，人就愿意多出力。 这一圈跑下来，两区、四个公社、九个大队，五份调查材料一份份整出来，送到省、地、县、区委和公社征求意见。他在回京前写信给杨尚昆，说这些材料已经同地方同志交换意见，没有大的分歧，“如有错误，完全由我负责”。十二月二十日，湘潭县委书记来汇报，说县里刚开完三级干部会，又提到中央定了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开扩大的工作会议，要总结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省、地、县委书记都得去。他听完，当场决定提前收队，那趟原本计划三个月的调查，最后只做了五十六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