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牺牲后，接替他的徐会之更是我党王牌，但他竟然选择向国民党自首，因此他背负多年骂名。可多年后，人们却发现徐会之当年自首的背后，竟然隐藏着令人感动的真相。 1950年的台湾，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比海风更咸涩的东西，叫做恐惧。 国民党政权溃退至此，惊魂未定，随之而来的便是对整个岛屿的严密清洗与控制。 就在这样的肃杀氛围里，一个身影从香港悄然渡海而来，他叫徐会之，曾是国民党的“政工名将”，官至汉口市长、总统府参军，领中将军衔。 此刻的他，没有随从，没有正式职务，理由只是“回岛探亲访友”。 然而，他真正的行囊里，装着的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他的任务是去填补一个巨大的、正在流血的黑洞。 负责人蔡孝乾的被捕与叛变，像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引发了一场灾难性的连锁反应。 潜伏在国民党国防部高层的参谋次长吴石将军暴露，随之一批优秀的“密使一号”朱枫等重要人物相继被捕牺牲。 整个地下情报线被严重破坏，上千人陷入险境，港口被封，道路设卡，特务的耳目遍布街巷。 徐会之此行的目标，是尝试重新建立联系，并策反一位关键人物，时任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的彭孟缉。 这是一项“闯虎穴”的任务，成功的希望本就渺茫，更严峻的是，徐会之甫一登岛，就发现自己已置身于天罗地网之中。 保密局的特务如影随形，他这位不请自来的“前朝高官”，显然是重点关照对象。 他尝试利用黄埔一期校友和湖北同乡的双重身份，与彭孟缉进行接触。 几次试探性的会面后，彭孟缉不仅没有动摇，反而将徐会之的可疑动向直接上报。 徐会之明白，自己不仅寸步难行，而且随时可能被捕，一旦被捕在酷刑之下，他或许能守住秘密，但他身后可能残存的、尚未被敌人掌握的线索与同志，将面临被一网打尽的绝境。 正是在这种走投无路的绝境中，一个极其大胆、甚至有些疯狂的计划，在他心中逐渐成形。 既然前进无路，后退无门，何不将自己作为最后一枚棋子，主动送入敌人口中，但要在送入时，在棋子上涂满致命的误导信息？ 于是1950年6月，徐会之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震惊，并在未来几十年里让他背负“叛徒”骂名的事，他通过黄埔同学、国防部次长袁守谦，向国民党当局“自首”了。 他承认了自己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交代了部分经历，言辞间甚至流露出“悔过”之意。 在当时的国民党当局看来，这无疑是“投共高官”在穷途末路下的幡然醒悟，是一个可以用来大肆宣传的胜利。 然而，这份洋洋万言的“自首书”，实则是一份精心设计的、用生命写就的“误导指南”。 徐会之将情报工作者的机敏与黄埔高官的阅历结合，在这份文件中布下了重重迷雾。 他详细描述了一些所谓的“军火库”、“地下组织”，但其方位、规模全是真假惨半的虚构，将敌人的搜捕力量引向错误的方向。 他更深一层的算计，是利用蒋介石多疑的性格和国民党高层内部的派系倾轧。 在交代中，他“不经意”地透露彭孟缉与他接触时的一些言语细节，这些细节经过他巧妙的修饰和放大，足以在蒋介石心中种下猜忌的种子。 这一招可谓险棋，但也可能为其他同志争取到喘息之机，因为当局的注意力会被引向内部分歧与清洗。 这份“自首”的短期目的达到了。 国民党的审讯力量被引向了错误的方向，他们的搜捕节奏被打乱。 一些尚未暴露的同志，正是因为敌人被徐会之抛出的假情报牵着鼻子走，才得以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安全撤离台湾，将宝贵的情报带回大陆。 他用自己一个人的“变节”，为濒临断绝的情报网络，争取到了宝贵的回旋余地，保存了最后的火种。 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生命。 他的“自首”最初或许骗过了中下层特务，甚至一度让军法处只判处他有期徒刑。 然而报告最终呈送到蒋介石面前时，多疑的蒋介石注意到了关键一点，徐会之到台三个月后才“自首”，这“迟来的坦白”背后是什么？是犹豫，是观察，还是别有任务？ 1951年11月18日，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徐会之身中数弹，从容就义。 临刑前，他提出的唯一要求是，面朝北方安葬，他要望着汉口的方向。 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徐会之的名字在很多人心中，是与“自首”、“变节”联系在一起的。 直到数十年过去，两岸的档案资料逐渐解密、互证，研究者们将那尘封的自首报告与真实的历史脉络仔细比对，才惊异地发现了其中刻意安排的错漏、精心布置的迷阵。 人们终于恍然，那根本不是什么“屈服”，而是一场深思熟虑的“阳谋”。 徐会之的故事，让后人明白，有些牺牲，并非倒在冲锋的路上，而是沉没于误解的深渊，需要时间的河流冲刷多年，其下钻石般的真相与忠诚，才能折射出冰冷而璀璨的光芒。 主要信源：搜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