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底，地下党徐佩珩正在发电报时，突然突然听见一阵急匆匆的皮靴声，她往窗外一看一伙日军正朝她家这个方向跑来，徐佩珩赶紧收好重要情报，正当她准备撤离时，日军却从他家门口跑了过去。 徐佩珩的故事从1919年10月开始，她出生在广州黄埔区夏园村的一个普通家庭。1937年夏天，她顺利从高中毕业，18岁的她本可以找份安稳的工作，或者等着家里安排婚事，但那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1938年夏天，广州城里传开了消息：政府正在组织“在营模范团”，号召年轻人加入，保卫家园。徐佩珩听说了这个消息，心里像点燃了一把火。她不想只是坐在家里等着坏消息传来，更不愿意看着国家一步步陷入危难。于是，她瞒着母亲，悄悄报名参加了模范团的考试，最终被录取进了妇女连。 加入妇女连后，徐佩珩开始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她就得和其他女兵一起跑步，练队列，扛着步枪学习瞄准射击。到了晚上，还要学 Morse 码（莫尔斯电码）和基本的通讯知识。训练很苦，广州的夏天又热又湿，她的衣服常常被汗水浸透，手上也磨出了茧子。 1938年10月，日军步步逼近广州，飞机轰炸声越来越近，城里乱成了一团。模范团女兵接到命令，必须撤离。撤离后，徐佩珩没有回家，而是考进了广东省地方行政干训所通讯系，开始学习无线电技术。教室里摆满了笨重的设备，桌子上堆着电线和零件，她学会了怎么把一串串“滴滴答答”的声音翻译成文字，也学会了怎么修简单的故障。教官常说：“战场上，通讯就是命脉。”这话她记在了心里。 这段学习的日子虽然枯燥，但为她后来的任务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毕业后，她成了一名无线电报务员，正式加入了抗日的队伍。 1942年，军令部找到徐佩珩，给她布置了一项特别危险的任务：回已经被日军占领的广州，建立地下电台，收集情报。她没有犹豫，点头答应了。为了这次任务，总部还派了另一名报务员龙学湖跟她搭档。两人被要求装成一对夫妻，带着一台小型收发报机和半年的活动经费，从桂林出发，潜回广州。 1943年，徐佩珩和龙学湖带着设备回到了黄埔夏园村。他们挑了一间不起眼的泥墙小屋租下来，开始搭建电台。收发报机不大，但得藏得严实。他们在墙上掏了个小洞，把机器塞进去，外面用一块泥板盖住，再挂上一幅岳飞画像，旁边摆上长桌子，放个香炉，装成拜神的样子。天线更不好处理，室内信号弱，他们就把它塞进一根竹竿里，竹竿上晾几件衣服，伸到天井外面，既能收发信号，又不会引人怀疑。 电台建好后，取了个代号叫“赤坚”，意思是赤诚坚定的心。每天，徐佩珩和龙学湖轮流守着机器，监听日军的动静，把黄埔港和广九铁路的运输情况记下来，再加密发给重庆。广州是日军的大本营，港口和铁路每天都有军车军船进出，他们的情报帮重庆方面掌握了不少关键信息。 有一次，徐佩珩截到一段日军的通讯，提到要在珠江村附近建个军用机场。她赶紧把消息整理好发出去。重庆那边收到后，马上通过各种渠道施压，最后日军的计划泡了汤。这件事让“赤坚”电台出了名，也证明了他们的辛苦没白费。 1943年底，寒冬凛冽，徐佩珩正专注地摆弄着泥墙里藏着的电台，此刻，窗外寂静无声，只有她的心跳和电流的滋滋声。突然，一阵急促的皮靴声由远及近，打破了深夜的宁静。徐佩珩心头一紧，从窗口望去，只见一队全副武装的日军正朝自己的方向跑来。 那一刻，徐佩珩感到一阵窒息。难道是自己的行踪暴露了？刻不容缓，她强作镇定，以最快的速度收起电报稿纸，拆下电台的天线，把一切压在床板下。她的动作是如此娴熟，哪怕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也没有一丝慌乱。 就在徐佩珩以为大限已到的时候，外面的脚步声竟然渐渐远去了。原来日军只是路过，并没有在她家门口停留。徐佩珩长舒一口气，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终于结束了。徐佩珩和龙学湖的工作也画上了句号。因为他们的贡献，两人双双拿到了二等龙华奖章。战后，他们离开广州，去了龙学湖的老家海南岛。那里的海风和椰树让徐佩珩觉得日子终于能平静下来，她还生了几个孩子，生活有了新的盼头。 可好景不长，1950年，国共内战波及海南，岛上局势大变。龙学湖是国民党军官，被安排撤到台湾，而徐佩珩当时怀着孕，走不了。夫妻俩就这么分开了，一水之隔，从此没了音讯。接下来的40年，她一个人在海南拉扯四个孩子长大。日子苦，她靠给人缝衣服、种点菜补贴家用，再难也没让孩子饿着。孩子们很争气，后来都闯出了自己的路，家庭也过得不错。 1990年，徐佩珩71岁那年，终于等来了和丈夫重逢的机会。龙学湖从台湾辗转联系上她，两人在香港机场见了面。见面那一刻，两个老人抱在一起，眼泪止不住地流。40年的分离，太多话想说，却又不知道从哪说起。他们聊起当年在广州的日子，聊起孩子们，感慨时间过得太快。 参考资料 徐佩珩 抗日战争纪念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