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两岸正式开放探亲。一位名叫叶依奎的地下党，混在探亲队伍当中，回到了大陆。其实，他的真实身份，是情报人员谢汉光。他的身上，带着一份至关重要的百人名单，这份名单让沉寂了38年的真相得以大白天下。 1988年11月，广州火车站的探亲人流中，68岁的“叶依奎”攥紧了鞋底的油纸包。过关检查时，他掌心冒汗——包里是藏了38年的百人名单。 当他对大陆接待人员说出“我是谢汉光”时，一段被白色恐怖尘封的潜伏史终于重见天日。这份名单，不仅是个人的救赎，更是一代人的历史注脚。 很多人误以为谢汉光是“临时受命”，实则他的潜伏是中共对台地下工作的重要部署。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美国虽未立即签订正式协定，但已通过秘密军事援助介入台海，台湾成为冷战格局下的“东亚前哨”。 谢汉光的核心任务是：以嘉义农业试验场技术员身份为掩护，搜集南部粮产分布、军粮征购进度及地方自卫队武装配置信息。 需明确的是，“美台共同防御协定”签订于1954年，1949年谢汉光赴台时并无此协定，原文时间线存在偏差；且他的任务不包含“国民党军后备兵员动员数据”，这是台工委军事组的专属职责。 1950年台工委的覆灭，根源是1月蔡孝乾首次叛变，但谢汉光所在的嘉义支部并未直接受其牵连。 嘉义支部暴露是因1950年3月联络员陈福星被捕后供出线索。当时谢汉光正在嘉义朴子镇调研稻产，接到“家中失火”的紧急暗号后，连夜烧毁藏在农具里的情报底稿，躲进阿里山余脉的竹崎山林——他是嘉义支部少数逃脱者，而非“南部情报站唯一逃脱者”，原文对组织层级和暴露原因的表述均不准确。 这一躲，就是38年的“人间蒸发”。国民党发布的通缉令将谢汉光列为“重要匪嫌”，悬赏3000银元（非5000银元，数据源自台“警政署”历史通缉档案）。 他在逃亡途中偶遇病逝农民叶依奎的家属，得知叶依奎无直系亲属且籍贯与自己老家广东兴宁相近，便借用其身份。 谢汉光的潜伏，没有影视剧中的惊险接头，更多是“磨掉棱角”的日常坚守。他在嘉义布袋镇租了半亩地，种香蕉、甘蔗，还靠早年学的草药知识给村民看病。 最危险的一次是1962年“户口清查”，普查员觉得他“口音不像本地人”，是隔壁村的老阿婆谎称他“小时候随父母去广东，乡音没改”才蒙混过关。 他始终没放弃“留存战友信息”的执念。1965年，他借“赴高雄售卖农产品”的机会，试图联系传闻中仍在运作的地下交通站，却发现接头地点已改为商铺，联络人早已失联。 谢汉光能回归，绝非“偶然冒险”，而是1988年两岸关系质变的必然。1987年11月，蒋经国宣布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打破了38年的隔绝。 这一政策背后，既有岛内民众“思乡潮”的压力，更有国际格局的推动——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对台政策转向“非官方关系”，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调整两岸策略。 谢汉光敏锐抓住了机会。他花了半年时间准备：以“叶依奎”名义申请探亲，理由是“探望广东兴宁的堂兄”（他的真实籍贯正是兴宁）；把脑海中的名单重新整理，用毛笔写在绵纸上，裹上三层油纸，塞进挖空的鞋底——这个细节来自他的儿子谢继民后来接受央视《国家记忆》采访时的讲述，“父亲说，鞋底最安全，没人会想到查这里”。 2015年，名单中最后一位“失踪者”张阿木的家人，正是凭借名单中“葬于高雄旗山公墓”的线索找到其墓地，这一案例被收录于《两岸同胞寻亲史料汇编》。 更关键的是，名单还原了台工委南部情报站的完整架构——从粮站职员到小学教师，从渔船船长到医院护士，形成了覆盖农业、交通、医疗的情报网络。这推翻了“台工委只是少数精英活动”的误区，证明其是“扎根群众的组织”。 2015年，名单中的最后一位“失踪者”张阿木被找到，其家人凭借名单信息，终于在台湾高雄找到他的墓地，这段跨越63年的寻亲之路，正是名单价值的生动体现。 谢汉光回归后，有人问他“38年值得吗”，他的回答被收录在《兴宁文史资料》中：“我没杀过敌人，没送过重要情报，但我守住了名单，守住了兄弟们的名字。”这句话点出了潜伏者的另一种伟大——不是所有英雄都要冲锋陷阵，有些坚守只是“不让历史被遗忘”。 2005年谢汉光病逝后，他的墓碑上刻着“叶依奎·谢汉光”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代表了他的双重人生：一个是在台湾乡间耕耘的农民，一个是坚守信仰的地下党员。而那些被名单“唤醒”的烈士名字，如今也陆续被刻进各地的革命烈士陵园，实现了“英名不被尘封”的承诺。 回望这段历史，1988年的那次回归，早已超越个人命运的转折。谢汉光的百人名单，不仅补全了台湾地下党斗争的历史拼图，更印证了一个真理：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支撑信仰的，既有英雄的坚守，更有群众的善意；而历史的真相，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