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镇江，财务经理孙某因职务侵占和虚开发票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但四年过去，

江苏镇江，财务经理孙某因职务侵占和虚开发票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但四年过去，她至今未服刑。原因竟是她在刑期执行前三次精准怀孕，每次都“卡点”在哺乳期结束前再次怀孕。法院承认程序合法，同案家属却质疑：她是在利用生育权逃避刑罚。 2021年9月，孙某因涉嫌职务侵占主动投案。当时她已经怀孕，依法被取保候审。三个月后，她生下孩子，依法获得一年的哺乳期。案件虽在审理中，但她一直未被收监。2023年初，哺乳期刚结束，孙某又一次怀孕。2月法院作出判决——职务侵占罪判三年，虚开发票罪判一年六个月，合并执行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0万元。然而由于怀孕身份特殊，她再次获得暂缓执行。2023年10月，她顺利产子，继续享有一年哺乳期。到了2024年9月，哺乳期即将到期，她又第三次被查出怀孕。2025年5月，第三个孩子出生，出生证明上的“父亲”一栏为空白。 同案人朱某的家属龚女士愤愤不平：“她离婚多年，四年生三个孩子，每次都踩点怀孕，那是不是能一辈子不坐牢？”法院回应称，孙某的监外执行程序合法，只要医学确诊怀孕或处于哺乳期，法律就允许暂缓收监。舆论却一片哗然——怀孕本是女性的权利，但在刑罚面前，是否能成为一张长期的“豁免卡”？ 从法律角度来看，法院的处理并非毫无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65条明确规定：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有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等情形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这一条款的设立，出发点是人道主义保护，保障孕妇与婴儿的生命与健康，避免孕期或哺乳期因收监导致不可逆的伤害。换言之，孙某每次怀孕、生产后确有法律保护的空间，法院依法批准监外执行并无程序违法。 但问题在于——法律中的“可以”二字。它不是“应当”，而是赋予法院自由裁量权。也就是说，法院有权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批准监外执行。若发现行为人存在恶意怀孕、逃避执行的情形，完全可以拒绝批准，并在收监后安排人性化照顾，如单独监室、医疗保障、女性警医看护等。 从司法实践来看，“恶意怀孕”通常表现为三种特征：一是连续“卡点”怀孕，每次在哺乳期即将结束前再次怀孕；二是不具备基本抚养能力，却频繁生育；三是无婚姻关系或故意隐瞒孩子父亲信息。本案中，孙某离异后四年内连续三胎，且孩子出生证明中父亲一栏空白，完全符合规避刑罚的行为模式。因此，虽然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她的行为与法律保护初衷相悖。 《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是保障弱势群体权益，而非让制度被“利用”。如果司法实践一味机械套用条文，忽视其精神，就会让个别人钻空子，使法律的温度被滥用成“漏洞”。实际上，刑罚的执行不仅是惩罚，更是维护公平正义。如果一名罪犯靠“怀孕”就能无限期推迟服刑，那么这对同案犯与守法公民而言，无疑是一种讽刺。 针对这种情况，司法实践中已有地方探索出应对机制。例如部分地区要求，申请监外执行的孕妇须通过妇幼保健机构与司法机关双重医学鉴定，并由检察机关全程监督。此外，监外执行须定期核查健康状况，防止假怀孕、假哺乳等现象。同时，如果发现罪犯存在恶意利用生育逃避刑罚的行为，可以依法撤销监外执行，立即收监。 值得注意的是，《监狱法》第48条也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应当由社区矫正机构监管，不得脱离监管随意活动。一旦发现孕期、哺乳期内存在非正常怀孕行为或伪造医学证明，司法机关有权追究刑责。换言之，孙某虽然暂未收监，但并非完全自由。若证据显示她存在主观规避刑罚的故意，司法机关可以撤销其监外执行资格，并依法处理相关协助人员。 从社会层面看，这起案件折射出一个更深的问题——法律温情与公平正义的冲突。法律不可能为了“防滥用”而剥夺孕妇权利，但也不能让个别人利用制度逃避应有的责任。真正的平衡，应当是：在保障孕产妇健康的同时，建立科学审查机制，防止“以命换刑”的荒诞现象重演。 而对于公众而言，不能将个别“钻空子”的案例，误解为法律纵容。相反，这类事件恰恰提醒我们——制度越有温度，就越需要理性与约束。孙某的行为若被放任，社会信任会被侵蚀，真正需要保护的孕妇群体也会被误解。 从法律逻辑上说，孙某的案件并非无法可依，但司法机关完全可以通过审查其怀孕动机、生活状况、抚养能力，来判断是否构成恶意怀孕逃避刑罚。一旦确认主观故意，应立即撤销监外执行，并依法追责。这不仅是对法律尊严的维护，更是对公平正义的基本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