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打入军统内部的李时雨，被人怀疑是地下党，戴笠知道后，却扑哧一笑：“李时雨不可能是地下党！” 李时雨原名李亭芳，是个标准的学霸，法学院高材生。1931年入党，是个不折不扣的老革命。他的特工生涯，起步就是高难度——打入东北军，后来又潜伏进汪伪政府。 在天津搞地下工作那会儿，有一回组织让他弄部电台运出城。那时候日军封锁多严啊，一只苍蝇飞出去都得查公母。李时雨咋办？他脑子活，琢磨着把电台拆散了，零件分批买。但这还是出不去检查站。 这时候，他的“高情商”上线了。他利用自己在法院工作的身份，找院长借了辆高级轿车，理由是“老婆要来，我去接站”。那年头，开着院长的小汽车，挂着显赫的牌照，日本宪兵看都不敢看，立马放行。就这样，一部关乎情报命脉的电台，大摇大摆地坐着敌人的豪车送到了组织手里。 但这只是小试牛刀。真正让他“封神”的操作，是在汪伪政府时期。 1939年，汪精卫要搞伪国民党“六大”，到处拉人头充门面。李时雨抓住机会，冒充国民党北方代表混了进去。这一混不要紧，凭借着扎实的法律功底和出色的办事能力，他竟然被大汉奸陈公博相中了。 陈公博是谁？汪伪政权的二号人物。李时雨在他手下，那是一路升迁，从立法委员干到了军法处长，最后甚至身兼三大处的处长，妥妥的“红人”。 到了这个位置，情报那就是流水一样往外送。最绝的一次是1942年，日伪搞了个庞大的春季“清乡”计划，准备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打击。这计划是绝密中的绝密。 李时雨呢？他利用自己是“陈公博心腹”的身份，大摇大摆地找到军政部秘书处，说“陈市长要看计划书”。对方哪敢怀疑，乖乖双手奉上。 李时雨拿回去，咔咔一顿拍照，情报连夜送出，然后才把原件交给陈公博。结果就是，日伪军兴冲冲地去“清乡”，一头扎进了新四军布置好的口袋阵。陈毅老总后来都感慨：“这情报，起码帮我们增加了一个师的兵力！” 抗战胜利后，按理说李时雨这种在汪伪政府当高官的，属于“汉奸”，得清算。这时候，命运又给了他一个极其荒诞的转折点。 国民党军统局来上海“接收”了。负责接收的特务头子余祥琴，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居然主动拉拢李时雨，说：“只要你带人投靠军统，之前的‘汉奸’身份我给你洗白，还能给你个官做。” 这对李时雨来说，简直是瞌睡送枕头。请示组织后，只有八个字：将计就计，打入军统。 就这样，李时雨摇身一变，成了军统上海区第二组的组长，挂少将军衔。 在军统的大会上，戴笠亲自点名表扬李时雨。戴笠说：“你在汪伪那边潜伏得好，给党国立了功，还没被发现，说明你聪明、能干！” 李时雨听得冷汗都快下来了，嘴上还得应承着：“都是戴先生领导有方。” 戴笠以为李时雨是“自己人”潜伏在汪伪，殊不知他是共产党潜伏在“自己人”和汪伪的双面间谍。 然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军统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1946年，军统上海区军法处长沈维翰盯上了李时雨。这人是个老特务，嗅觉灵敏。他查到李时雨的弟弟和妻子以前有“共党嫌疑”，而且李时雨的一些行踪也太诡异了。 沈维翰觉得这是条大鱼，立马给戴笠发电报，请求逮捕李时雨。 这要是换了别人，估计戴笠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但偏偏到了李时雨这儿，戴笠犹豫了。为什么？因为李时雨平时“人设”立得太好了，办事得力，又不贪污腐败，在乌烟瘴气的军统里简直是一股清流。 戴笠为了稳妥起见，去问了另一个人——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督察长李国章。戴笠问：“你跟李时雨熟，这人咋样？会不会是共党？” 历史最精彩的彩蛋来了：这个李国章，居然也是我党潜伏多年的地下党员！ 李国章一听，心里跟明镜似的，但他面不改色，把李时雨夸了一通，说他忠党爱国，绝无二心。 戴笠一听，心里的石头落地了。他回头就给沈维翰发了那封著名的电报：“李时雨过去打入敌人内部有功，工作很出色，我很了解。不可逮捕！” 就这样，在两名红色特工的“默契配合”下，特务头子戴笠被忽悠瘸了，甚至成了李时雨最大的保护伞。 可惜好景不长，1946年3月，戴笠那架飞机撞山了。 戴笠一死，军统内部立马乱成一锅粥，沈维翰没了压制，反手就抓了李时雨。 这一抓，就是三个月的酷刑。老虎凳、辣椒水，能用的都用了。军统那帮人审讯手段多毒啊，但李时雨就是咬死不松口：“老子在敌营出生入死，你们在后方享福，现在还要陷害功臣！” 他硬是把自己演成了一个受委屈的国民党忠良。 加上他被捕前极其专业的处置——提前安排司机在门口放哨，一旦有熟人来就暗示“出事了”。这一手，直接切断了线索，保护了整个上海地下党组织。 敌人查来查去，实在没实锤。最后虽然判了他7年多，但罪名不是“共党”，而是“汉奸”。这在当时，等于是保住了一条命。 1949年，随着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李时雨在组织的营救下出狱，终于回到了阳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