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秋，八国联军的炮弹把北平城墙炸出豁口时，慈禧带着几百号人往西跑，一路尘土裹着队伍，太监们怀里的金银细软颠得叮当作响。 到山西祁县那天，天快黑了，乔家大院的红灯笼刚点起来，映着门口石狮子的脸，忽明忽暗。 乔致庸早站在台阶下候着，看见慈禧的杏黄轿帘掀开，露出的绣鞋沾着泥点——这可不是紫禁城宫里的样子。 几百人的队伍得吃饭住店，银子流水似的花，随行的李莲英把乔致庸拉到一边，低声说太后想挪借十万两。 乔家账房的银库钥匙在乔致庸腰上挂着，冰凉的铜疙瘩硌得他手心冒汗。 乔致庸没立刻应，转身叫人端来刚沏的茉莉花茶，茶杯盖揭开时，热气裹着香味飘到慈禧面前。 等慈禧抿了口茶，他才“扑通”跪下，脑门磕在青石板上：“十万两哪够？奴才愿献三十万，但求太后赏件东西。” 慈禧端着茶碗的手停了停，金镯子碰在碗沿上，“当”的一声：“你想要什么？” “奴才不敢贪心，”乔致庸低着头，声音稳得很，“只求太后亲笔写块匾，挂在乔家大门上。” 慈禧盯着他看了半晌，突然笑出声，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这有何难？明儿就让人写好给你。” 后来有人说，乔致庸这是拿银子买平安，可祁县的老人都知道，那年头兵荒马乱，光有银子没用——得有官府认的体面。 另一种解释是，慈禧肯写这匾，也是给自己找台阶：不是逃难，是“西狩”途中，顺便给良民赐福。 乔家银库里的银子确实多，但三十万两也不是小数，可乔致庸算得明白，皇权虽说快倒了，那块匾上的字比兵符还管用。 地方官见了“御笔”，哪个敢刁难？商号走南闯北，有这匾挂着，就像揣了免死牌。 慈禧那边更简单，队伍再往前走，没银子连窝头都吃不上，一块匾换三十万两救命钱，划算。 没过几天，鎏金的“福种琅嬛”四个字就挂上了乔家大门，红绸子一扯，看热闹的人挤破了街。 往后十年，乔家的票号开到了兰州、西安，掌柜们都说，各地官府见了那匾，验银子的手都松快些。 这事儿说穿了，就是乱世里的各取所需——你给我体面，我给你实在，谁也别亏着。 如今再去乔家大院，那匾还在正厅挂着，金漆磨掉了些，露出底下的木头纹路，倒像是给故事添了层包浆。 有游客指着匾问导游，当年要是乔家不借这钱，会怎么样？ 导游总是笑笑：“历史没那么多要是，乔老爷那会儿，怕是早就把算盘打得噼啪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