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合肥，刚过霜降，护城河的水凉得像冰。钟伟住在农垦厅宿舍一楼，窗外的梧桐树叶子落了一地，扫街的大爷每天清晨都会把碎叶堆在他窗台下。 他那时是副厅长，没了军装，常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干部服，袖口磨出了毛边。桌上总放着个搪瓷缸子，边缘磕掉块瓷，露出里面的黑铁皮，里面的茶叶末子沉在底，半天泡不出啥颜色。 那天下午，他刚从三十里铺农场回来，裤脚还沾着泥——蹲在田埂上看麦子长势时，被露水打湿的。进门刚把缸子续上热水，门“哐当”一声就被踹开了。 进来的人蒙着脸，手里的棍子带着风。他下意识往桌下摸——以前在部队，桌腿内侧总绑着把枪，可现在只有冰凉的木头。手腕一紧，粗麻绳勒得骨头生疼，他听见自己的胳膊被反剪过去的“咯吱”声。 麻袋套下来的时候，他闻到股霉味，像是仓库里堆久了的旧棉絮。有人用膝盖顶他后腰，他踉跄着跪下，额头撞在门槛上，眼前冒了阵金星。麻袋口被扎死，勒得他喘不上气，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的，像敲小鼓。 棍子一下下落在背上，麻袋厚实，疼却散不开，像钝刀子割肉。他蜷起身子，想起长征过草地时，班长教的“抱团取暖”，那时候冻僵的战友就是这样蜷着，可现在，他连蜷都蜷不彻底。 不知过了多久，他被抬起来，晃晃悠悠的。然后是“哗啦”一声水响，冰冷的河水瞬间灌进麻袋缝隙，他像块石头往下沉。耳朵里嗡嗡的，全是水声，还有岸上模糊的笑骂声。 右手在靴筒里摸到个硬东西——那把磨得发亮的小刀。是上个月在集上买的，摊主说是“削甘蔗专用”，他揣着是怕下乡遇到野狗，没想到现在派上用场。手指冻得发僵，却记得刀刃该朝哪个方向用力，麻绳和麻袋布在水下发出细微的“嘶嘶”撕裂声。 麻袋破了个口子，他像条泥鳅钻出来，憋着气往上游。河水浑得很，水草缠他的脚，他用牙咬断水草，蹬着水，眼睛盯着水面上的光——那是对岸芦苇丛的反光。 半个多小时后，他趴在岸边的泥地上，咳得肺都要出来了。头发上缠着绿莹莹的水草，额角的血混着泥水往下淌，滴在泥地上，洇出小小的红点子。 他站起来，摇摇晃晃往前走。走了约莫三里地，看见个亮着灯的供销社，柜台后面的老太太正打盹。他走过去，拿起柜台上的电话，听筒凉得像块铁。 他拨了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那边接电话的声音很凶。他清了清嗓子，声音哑得像砂纸擦过木头：“我是钟伟，现在还活着，你们来抓我呀。” 后来有人说他傻，明知道会被通缉还打电话。可他们忘了，这人1929年扛枪参加平江起义时，就敢带着一个班摸敌人的机枪阵地；1948年打彰武，不等上级命令就把部队拉上去，硬是啃下了硬骨头。他的字典里，从来没有“怕”字，只有“不服”。 他能从江里爬出来，不只是因为那把小刀。长征过雪山时，他把最后一块青稞饼塞给伤员，自己啃树皮，啃得满嘴是血；抗日战争打游击，在芦苇荡里潜伏三天三夜，靠抓鱼生吃活下来。那些年在枪林弹雨里练就的警觉，早刻进骨子里了——他早就觉得不对劲，前几天去农场，总有人跟着，靴筒里的刀，其实是备了好几天的。 脱险后，他在皖南的山村里藏着。老战友给他找了身农民衣服，补丁摞补丁，裤脚短了一截，得用绳子扎着。他跟着老乡学种地，插秧时腰弯得像张弓，手上磨出的水泡破了，就用灶灰撒上，照样下田。 白天他是“张老汉”，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当货郎，卖些针头线脑、糖块火柴，吆喝声跟当地老农没两样；晚上就在油灯下写材料，把那天的事一笔一笔记下来，纸是从供销社讨来的包装纸，铅笔头短得捏不住，就用布条缠上。 通缉令贴得到处都是，画像上的他穿着军装，眼神凌厉，可谁也认不出那个挑着货担、满脸皱纹的“张老汉”。有次联防队员查户口，他正蹲在门口啃红薯，红薯皮剥得干干净净，联防队员瞅了他半天，说：“这老头，还挺讲究。” 1980年冬天，北京来的人找到他时，他正在菜地里摘白菜。来人拿出文件，说“恢复党籍，正兵团级待遇”，他接过文件，手有点抖，白菜叶子掉在地上，沾了层土。他没说话，蹲下去把白菜捡起来，拍了拍土，说：“菜冻了就不好吃了。” 晚年他住在北京的老房子里，还是那身旧衣服，桌上还是那个搪瓷缸子。有人问他当年为啥不跑国外，他喝了口缸子里的茶，茶味淡得像白开水：“我是中国人，我的仗在中国打，我的罪也得在中国受，跑啥？” 1984年6月，他走了。遗嘱就两句话：“丧事从简，不送花圈；骨灰撒在平江起义的地方，跟当年牺牲的弟兄们作伴。” 撒骨灰那天，平江的乡亲们来了不少，有人记得他年轻时的样子，说“钟伟那娃，当年扛着枪从这儿走的，回来还是这身骨头”。骨灰飘在江面上，像极了1967年那个夜晚，他从合肥护城河里爬出来时，身上蒸腾的白汽——又轻，又韧，风吹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