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李宗仁听到电话响，紧走几步，拿起电话，那头传来：“如不撤退，全军覆没！”李宗仁说道：“谁敢撤退，军法处置！”说完，轻轻放下电话。谁料，没多久就听到台儿庄大捷！ 当时的中国军队，名为“国军”，实则是山头林立的军阀拼盘。李宗仁这个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日子那是相当不好过。 蒋介石把最精锐的德械师捏在手里，丢给李宗仁的都是些什么人？穿着草鞋的川军、拿着大刀的西北军、丢了老家的东北军，还有刚被杀了一把手、人心惶惶的韩复榘残部。 但李宗仁这人，有一手。他不仅是桂系的大佬，更是个玩弄权术和人心的高手。这一仗，其实是从杀人开始的。 韩复榘死得一点都不冤。这位“山东王”为了保实力，日本人还没怎么打，他连枪都不放就撤了三百里，把济南拱手送人，搞得津浦路大门洞开。1938年1月24日，韩复榘在武昌被毙了。这一枪，把所有杂牌军阀给打醒了。 威立住了，接下来就是给恩。 李宗仁看着那一帮衣衫褴褛的川军，心里也发酸。邓锡侯、孙震带着川军出川抗战，走到山西被阎锡山嫌弃，说他们“抗日不足，扰民有余”。李宗仁没嫌弃，大手一挥，拨枪、拨弹药、拨棉衣。他对那些川军将领说：“谁说草人只能吓麻雀？咱们也能杀鬼子！” 这一句话，把川军的魂给叫回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滕县保卫战打得那么惨烈。王铭章是个爷们。他带着122师死守滕县，那是拿命在填。 孙连仲也是个硬茬子，他在台儿庄正面硬扛日军主力。这仗打到什么程度？咱们别说什么“枪林弹雨”这种虚词，就看数据。西北军31师的一个团，打到最后就剩100来人。尸体把运河都给堵住了，河水那是真变成了红色。 到了4月3号那天，孙连仲是真扛不住了。部队伤亡超过七成，阵地丢了四分之三，这就有了标题里那一幕。 电话那头，孙连仲的声音都变调了，带着哭腔吼：“长官，部队快打光了！给我留点种子吧，我带人撤到河南岸去！” 这时候的李宗仁，其实心里比谁都慌。但他知道，只要一撤，这口气就泄了，后面几十万大军就会像那年南京一样，变成待宰的羔羊。他必须比铁还硬。 李宗仁对着电话那头沉声说道：“我看谁敢撤！谁敢过河，军法处置！” 他停顿了一下，语气缓和了一点，但也更加决绝：“我给你补兵，但我告诉你，你填完了，我就来填！咱们都死在这，谁也别想回老家！” 孙连仲听完，愣了半晌，最后咬着牙回了一句：“行！长官既然这么说，我孙连仲这条命就交给你了！” 挂了电话，孙连仲就把警卫连、炊事班、担架队全组织起来了。这哪里是什么敢死队，这就是一群抱着必死之心的孤魂野鬼。他们把大洋扔在地上，说：“命都不要了，要钱干什么？” 那天晚上，这57个挂着大刀、背着土造“盲盒弹”的汉子，冲进了日军阵地。黎明的时候，只有11个人活着回来。 但光靠死守是不行的，还得有外援。这时候最头疼的人出现了，汤恩伯。 汤恩伯手握重兵，全是中央军精锐的机械化部队，但他就在外围晃悠，迟迟不肯把口子扎紧。他在观望，想保存实力，这是国民党军队的老毛病。李宗仁气得骂娘，但他知道骂没用。 他给汤恩伯发了封电报，软硬兼施：“委员长已经把你的指挥权交给我了，你要是再不动，军法无情！另外，仗打赢了，那一批德式山炮优先给你补充。” 既有蒋介石的压顶军令，又有实打实的装备诱惑，汤恩伯这只滑头终于动了。当汤恩伯军团的炮火终于在日军侧后方响起的时候，李宗仁知道，这把稳了。 各路杂牌军在这个时刻，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默契。于学忠的东北军在临沂死磕板垣师团，曹福林的旧韩复榘部下在运河边为了洗刷不抵抗的耻辱，拿着铡刀砍断了日军的浮桥绳索。 1938年4月7日，枪声渐稀，台儿庄大捷。日军留下了那一万多具尸体，狼狈撤退。 这是一场用叫花子的装备，打赢了帝国主义机械化部队的奇迹。 庆功宴上，该来的汤恩伯没来。蒋介石的嘉奖令里，满篇都在夸中央军英勇，对李宗仁和杂牌军的牺牲那是轻描淡写。最讽刺的是，那笔5万法币的奖金，最后大部分都流进了中央军的口袋，桂军和川军连个铜板都没看着。 后来的徐州突围，悲剧就发生了。当几十万日军卷土重来，甚至用了芥子气毒气弹的时候，那个刚刚还铁板一块的防线，瞬间就碎了。汤恩伯又开始玩“转进”，导致负责殿后的桂军171师差点全军覆没。 师长杨俊昌后来在回忆录里大骂：“若非汤部迟缓，我师何以至此？” 台儿庄大捷，就像是民国军阀混战时代最后的一抹血色残阳。在那短短的一个月里，不管是穿草鞋的、拿大刀的，还是戴钢盔的，大家都忘掉了派系，忘掉了私利，只记得自己是中国人。李宗仁的那通电话，与其说是军令，不如说是在这民族存亡之际，对中国军人血性的一次极限压榨。 只可惜，这种团结，终究是昙花一现。当外敌的压力稍稍松懈，那个旧中国积重难返的腐朽气息，便又重新弥漫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