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晚救5分钟，兄弟仨就不会反目成仇了。耀伯七十年代在我们村掌事，那时，大包干

如果，晚救5分钟，兄弟仨就不会反目成仇了。耀伯七十年代在我们村掌事，那时，大包干的风刚吹进我们山沟沟，还没吹透，责任承包没到户，墙上的宣传语隐约可见。耀伯干劲十足、意气风发，又正当年轻，家里添丁进口，第三个儿子呱呱坠地。 如果晚救五分钟，李家兄弟仨，是不是就不会在耀伯坟前都不肯递支烟？ 七十年代的山沟沟，风比现在硬。大包干的消息刚顺着电话线爬进公社，还没漫过我们村的土坡，责任田的界桩没打，墙上“抓革命促生产”的红漆倒先剥落了，露出底下“农业学大寨”的旧字，像件打了补丁的棉袄。 耀伯那时是村支书，三十出头，胳膊上的红袖章洗得发白，可嗓门亮，领着社员修水渠时，能把山坳里的回声喊得跟着他走。家里添老三那天，他正蹲在渠边啃窝头，接生婆隔着半里地喊“生了生了”，他嘴里的玉米面渣子还没咽，扔了窝头就往家跑，布鞋跑掉一只，光脚踩在碎石子路上，血珠子渗进泥里，他倒笑，说“我李家有后了”。 兄弟仨长到半大，像地里抢着往上蹿的玉米。老大沉稳，总帮着耀伯记工分；老二机灵，爬树掏鸟窝能给弟弟们分野蛋；老三最小，嘴甜，耀伯每次从公社带回来的水果糖，都先塞他兜里。那时没人想过，这糖纸攒多了，会变成扎在心里的刺。 变故是从母亲生病开始的。那年秋老虎凶，母亲咳得直不起腰，夜里突然喘不上气。耀伯在公社开紧急会，电话打不通，兄弟仨慌了神，老大说去东头找王医生，老二说西头李郎中更快，老三哭着要跟大哥走，老二一把推开他：“添什么乱！” 后来才知道，老大刚跑出村口，就撞见邻居家的牛下崽，婶子哭着求他搭把手——那牛是队里的春耕主力，他咬咬牙帮了半个时辰，等背着王医生往回跑，老二已经揣着李郎中开的草药冲进门，看见母亲嘴唇发紫，红着眼吼老大：“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没有——”老大想解释，可母亲咳得更厉害了，耀伯这时才冲回家，看见老大空着手站在门口，老二举着草药哭，老三抱着母亲的腿发抖，他脑子一热，扬手就给了老大一巴掌：“你这个当哥的！” 就这一巴掌，像渠坝开了个豁口。老大第二天就收拾行李去了外地打工，走时没回头；老二觉得大哥心里没这个家，处处跟老三说老大的不是；老三夹在中间，渐渐也信了二哥的话，觉得大哥真的不在乎母亲。 母亲后来好了，可家里的炕，再没坐齐过兄弟仨。耀伯退休后常蹲在门口抽旱烟，望着老大走的方向，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像他没说出口的话：那天公社开的是责任承包试点会，他争了三天，才给村里多要了两亩好地，想着分给老大结婚用；老二吼老大时，他没看见老大手背被牛蹄子蹭掉的皮；老三后来考上大学，学费是老大偷偷托人寄来的，汇款单上的名字，写的是“李建国”——老大小时候的小名。 去年清明，我在耀伯坟前碰见老三，他带着儿子，坟头摆着三碗酒。风刮过，酒碗里的酒晃了晃，像有人叹了口气。“叔，”老三声音发颤，“您说，当年要是老大没撞见那头牛……” 我没接话。山坳里的玉米又熟了，金灿灿的一片，恍惚看见四十多年前，耀伯抱着襁褓里的老三，站在渠边喊号子，三个半大的小子跟在社员后面，老大捡石头，老二递铁锹，老三举着小红旗跑前跑后，笑声能把山雀惊飞。 现在那笑声，大概都沉在渠底了。渠水还在流，只是不再有人知道，哪朵浪花里，藏着那个被风吹散的下午——母亲没咳醒的瞬间，老大手背上的血，老二发抖的草药包，还有耀伯那记没落在心上的巴掌。 要是晚救五分钟呢？或许母亲真的就……可那样，兄弟仨会不会守着同一个遗憾，反而能靠得近些？谁知道呢。人这一辈子，有时候不是输给了对错，是输给了来不及——来不及解释的话，来不及看清的伤，还有那些被时代的风刮得歪歪斜斜的，本该紧紧靠在一起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