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沈阳冬天，街面上的雪刚化了一半，泥水混着煤渣在路面结成黑冰。 一个穿旧棉袄的男人靠在三轮车旁，棉帽檐压得很低，露出的半张脸皱着，嘴角却扯出个说不清是笑还是无奈的弧度。 车把上绑着的保温壶晃了晃，壶底结着层白霜。 男人叫王建军，前一年从沈阳重型机械厂下岗的。 工厂发的最后一笔钱，他没敢动存折，揣着零钱去旧货市场淘了这辆三轮车。 车斗铺着块旧帆布，边角磨出了毛边，他每天凌晨四点就出门，在火车站和批发市场之间拉活。 有时候等一个小时也遇不到客人，北风像刀子似的往棉袄里钻，他就解开保温壶喝口热水，壶里的茶叶是最便宜的茉莉花，泡得只剩点颜色。 那几年沈阳的工厂都在减员，车间里的机床一台台停了，墙上“减员增效”的标语红得刺眼。 王建军在厂里干了十五年，从学徒到老师傅，手上的老茧比工具还硬，可这些在“优化组合”面前没用。 人事科的人找他谈话时，桌上的搪瓷缸子印着“劳动模范”四个字，缸沿磕了个豁口。 他去劳务市场转了半个月，招聘启事上大多写着“年龄35岁以下”“会电脑优先”。 他今年42了，除了开机床啥也不会，连填表格时“技能特长”那一栏都空着。 有次看到招搬运工，他挤过去问，老板上下打量他，说“你这身子骨，怕是扛不动五十斤的箱子”。 他没说话，转身走了，棉鞋踩在雪地上，咯吱响。 晚上收工回家，他总在楼下多抽两根烟。 楼道里飘来饭菜香，是媳妇把白菜帮子炒了，混着点猪油味。 女儿上小学五年级，书包上挂着的毛绒兔子掉了只耳朵，上次家长会老师说孩子数学退步了，他知道是因为学费还没交齐。 我觉得这种愧疚比寒冷更磨人，他怕推开家门时，孩子那句“爸爸今天挣了多少钱”会像针一样扎过来。 街道办后来组织了再就业培训，王建军去学了修自行车。 教室在废弃的仓库里，桌子是工厂淘汰的旧操作台。 一起学的还有十几个下岗工人，有以前的会计，有车间主任，大家课间围着煤炉烤手，没人提以前的“干部”身份，只聊哪种补胎胶水更耐用。 有人提议合伙开个修车铺，他没应声，心里还惦记着那辆三轮车，至少风吹不着，还能自由些。 那辆三轮车后来换了新轮胎，车斗刷了层蓝漆。 王建军的女儿考上大学那年，他用拉活攒的钱给孩子买了台电脑。 同学问女儿“你爸做什么工作的”，女儿说“开三轮车的，车把上总绑着个保温壶，里面的茉莉花茶特别香”。 毕业典礼上，他坐在最后一排，看着女儿穿学士服的样子，突然想起1997年那个冬天，车把上的保温壶晃啊晃，壶底的白霜慢慢化了。 如今那辆三轮车早不在了，听说后来送给了同院的老张，车座子补了块黑皮子还在跑。 王建军偶尔路过以前拉活的街口，看见年轻人骑着电动车飞驰而过，他就站一会儿，手不自觉地搓搓，好像还能摸到车把上被磨亮的包浆。 当年那个皱着的笑，原来不是无奈，是把日子扛在肩上时，人自个儿长出的那点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