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一天，某地的街头人山人海，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一群死刑犯身上，因为他们正跪在地上游街示众。 人群里有人指着队伍中那个剪着阴阳头的女人窃窃私语，这个叫贺聪英的30岁农村妇女，即将为"流氓活动"付出生命代价。 游街队伍经过供销社时，贺聪英突然挣脱押解人员的手，想去捡路边滚落的半个窝头。 这个动作让现场瞬间安静，随后有人低声议论"都要死了还想着吃"。 没人知道，这个举动背后是她被诱奸后精神失常的痛苦，更没人想过，邻居口中"作风不正"的评价，会成为判死刑的关键证据。 公审大会开在露天广场，临时搭起的台子上挂着"维护社会秩序"的横幅。 贺聪英站在被告席上，听着审判员念出"与多名异性发生不正当关系，情节特别严重"的判决。 当时的司法档案里没有她的辩护记录，也没有心理评估，只有邻居们按手印的举报信和"群众专政"的口号声。 这种模糊的罪名认定在那个年代并不少见。 1983年严打时，演员迟志强因为跳贴面舞被判四年，西安的马燕秦更是因为涉及300多人的"流氓集团"案被处死。 这些案例都有个共同点：用道德标准代替法律准绳，把私人生活变成公共罪行。 法学学者李银河后来指出，那个时期的女性被告往往面临双重审判。 同样是多性关系，男性可能被批评教育，女性却常被定性为"流氓犯"。 贺聪英案的卷宗里，"破鞋"、"狐狸精"这类侮辱性词汇，竟然出现在正式司法文书里。 1997年刑法修订时，流氓罪被分解成寻衅滋事、聚众淫乱等具体罪名。 法官开始要求证据链完整，被告有权请律师辩护。 当年游街示众的场景，慢慢变成了法治纪录片里的历史镜头。 现在回头看贺聪英案，最让人唏嘘的是那个滚落的窝头。 一个为了生存本能弯腰的动作，被当成不知悔改的罪证。 这提醒我们，法治进步从来不只是法条的修改，更是每个普通人在面对公权力时，能被当人看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