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新与丈夫生有两个子女，女儿曾林林和儿子曾彤彤。 母亲用生命捍卫的真理成了教科书里的故事，他们却在名校毕业后躲到了地球另一端。 这些年，国内媒体想聊聊张志新，兄妹俩总是摇头，有人说他们忘本，可谁又真的懂那道刻在童年里的疤？ 1975年春天，7岁的曾林林和4岁的曾彤彤还不知道“反革命”意味着什么，只记得穿制服的人带走母亲那天，家里的暖水瓶碎在地上，水流了一地，像怎么也擦不干的眼泪。 后来父亲被送到农场，兄妹俩跟着亲戚过，夜里听见邻居议论“她妈是坏人”，就缩在被窝里不敢出声。 童年对他们来说，不是糖纸和儿歌，是“不能提的妈妈”和永远关不紧的门缝，总有人扒着往里看。 1979年冬天，收音机里突然说母亲是烈士了。 那天父亲带着他们去沈阳烈士陵园，黑色墓碑上嵌着母亲的照片，曾林林盯着照片里的人，觉得熟悉又陌生。 很快，兄妹俩的人生被按下快进键：曾林林跳过几轮考试进了人民大学，曾彤彤没参加高考就进了清华。 那时候多少人羡慕啊，说烈士子女就是不一样，可没人问过他们愿不愿意活在“烈士子女”这四个字的影子里。 九十年代末，曾林林在芝加哥大学做研究，曾彤彤成了硅谷的工程师。 有人在美国街头遇见曾林林，提起张志新，她手里的咖啡杯晃了一下，说“都过去了”。 网上开始吵，有人骂他们“享受着烈士带来的好处却逃避责任”，可谁见过他们行李箱底层压着的旧照片？那是母亲入狱前抱着彤彤拍的，照片边角已经磨白，背面有行小字：“妈妈永远在。” 我接触过一些经历过动荡年代的家庭，发现那些被迫与亲人分离的孩子，长大后往往用回避来包裹内心的伤口，曾林林和曾彤彤或许也是这样。 他们不是不爱母亲，只是母亲的名字太重了，重到足以压垮普通人想要的平凡，朝九晚五的工作，周末去超市买菜，不用在采访里重复那些撕心裂肺的细节。 去年沈阳下第一场雪时，有网友去烈士陵园看张志新，发现墓碑前放着一束白菊，卡片上没有名字，只写着“妈妈，我们很好”。 没人知道是谁送的，但那字迹，和档案馆里曾林林少年时写给母亲的信有点像。 张志新在狱中写过“希望孩子们做普通人”，如今曾林林和曾彤彤在异国过着不被打扰的日子，或许这就是对母亲最好的告慰，不是活成符号，而是活成她期盼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