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央通知去台湾领父亲骨灰，儿子坚定拒绝：他是叛徒 那张薄薄的通知纸在刘玉平手里攥得发皱，指节泛白。 从小听到的“叛徒儿子”四个字像烙铁，烫得他在邻居指点的目光里抬不起头。 母亲王素莲临终前摩挲着父亲那件旧西装，喃喃说“等解放他就回”，等来的却是报纸上“刘光典投诚”的黑体字。 谁能想到，这个被骂了半辈子的“叛徒”，曾在1946年把四十多两黄金——那是家里生意攒下的全部家底，捐给上海地下组织建情报站。 妻子知道后没抱怨，只默默把首饰盒收进柜底。 辽沈战役前的沈阳，药铺后堂的暗格里藏着密电码。 国民党士兵半夜踹门搜查时，他摸出金条和烟，笑着把人打发走，转身用暗号把敌军部署传了出去。 1949年5月，刚和家人团聚两个月的刘光典，揣着米汤写就的茶叶包情报，登上了去台湾的船。 那是他第一次赴台，顺利把资料送回大陆；1950年1月第二次再去，基隆港的风里已经飘着血腥味。 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的消息像瘟疫蔓延，整个情报网在三天内崩盘。 刘光典在码头察觉不对，立刻发暗号给香港联络点：“俊弟急性脑炎死了”——这是情报网暴露的警报。 他把藏在鞋底的密件撕碎吞进肚里，转身钻进旗山山脉的浓雾里。 接下来的四年，海拔一千多米的深山成了他的牢笼。 挖个仅容蜷身的土洞，野果充饥，露水当茶，国民党的通缉令贴满全岛，他却靠着“活着回去见家人”的念头熬到1954年。 叛徒的告密让山洞暴露时，他身上的衣服已经烂成布条。 老虎凳、辣椒水没能撬开他的嘴，敌人索性在报纸上伪造“投诚声明”，甚至找了个身形相似的人在香港开记者会。 大陆组织难辨真伪，只能在档案里写下“疑似变节”。 1959年2月4日，台北新店刑场的枪声里，45岁的刘光典倒在血泊中，没人知道他到死都攥着妻子缝的布扣。 直到1988年，一个从台湾出狱的老地下党员带回份泛黄的牺牲名单，“刘光典，旅顺人”六个字让尘封的档案重见天日。 组织用三年时间走访幸存者，终于在1991年认定他为革命烈士。 可那些年的委屈怎么算？母亲在“叛徒家属”的骂声里郁郁而终，三个孩子背着骂名找工作被拒、相亲被嫌弃。 刘玉平看着通知上“革命烈士刘光典”的字样，突然想起小时候翻到父亲捐黄金的收据，母亲说“你爸不是坏人”时眼里的光。 原来所谓的“叛变”，是敌人精心编织的谎言；所谓的“逃亡”，是一个情报员用生命守护秘密的最后倔强。 如今骨灰归乡，墓碑上的名字终于不再带着问号。 只是那些被误解的岁月，像旗山山脉的雾，散了，却在家人心上留下永远的湿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