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周总理，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的珍贵合影！ 那张旧照摊开，三个人站成一排。毛主席浅色中山装，周总理略向一侧，神情温和。黑色外套、发髻利落的宋庆龄站在另一边，眼神沉静。看上去是一张普通礼节照，其实能同框，前头绕过不少圈。 一九四九年，宋庆龄长期待在上海的小楼里，门外盯梢的人一批接一批。国民党要员、亲友轮番劝她离开，去所谓更安全的地方。她听得客气，态度却不松口：生在这座城，亲人的坟茔都在这里，说走就走，心里过不去。 对北平，她心里也有结。孙中山先生在那里病逝，衣冠冢安在香山近旁的碧云寺。别人提起北平想到新首都，她想到的还有病房和送别。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北平发来一份电报，落款是毛泽东、周恩来。电报讲明大势：人民革命已经把反动派逼到末路，新政治协商会议准备在华北召开，中山先生多年的心愿，总算快要落地。电报诚恳邀请她“命驾北来”，参加“人民历史上的大事”，并再三提到，上海到北平一路安全已经托人反复筹划。 电报送到小楼，她反复琢磨。身体欠佳，屋外盯得紧。她回去两个函件，话不算多，意思很直白：眼下“确认一动不如一静”，脚步暂时迈不开，精神上一直跟着你们走。 香山那边的来客越来越多。毛主席住在那里，同各界民主人士见面，谈新中国的政治格局。宋庆龄的名字一再被提起。她既是孙中山的夫人，又在全国人民中有很高威望，站在哪一边，许多人都在看。 五月二十七日，解放军开进上海。六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会场里椅子挨着椅子，有一把，在不少人看来，是留给她的。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毛主席写信给宋庆龄，提起重庆一别将近四年，直说全国革命胜利在眼前，建设大计得有人商量，特派邓颖超去上海，当面致意，诚请她北上“莅平”，方便“就近请教”。称呼用的是“庆龄先生”，语气里透着敬意。 临行前，周总理也写信给她，讲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许多关键环节，希望她帮着拿主意，把期待写在纸上。 六月二十五日，邓颖超和廖梦醒到了上海。廖梦醒曾在宋庆龄身边做英文秘书，先去通报情况，说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说邓大姐代表周总理，专门来接她。宋庆龄听完，只说北平是她“最伤心的地方”，一时迈不过去。 不久，宋庆龄请邓颖超到家里坐坐。两人从重庆岁月聊到眼前局势，邓颖超把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笔信放在桌上，让她慢慢看。宋庆龄一行一行读完，只说这事还得再想一想，既没点头，也没把话说死。 邓颖超留在上海，又上门几次。一边继续讲中央的打算，一边设法了解宋庆龄在生活、安全、医疗上的顾虑，能帮就帮。宋庆龄主持孤儿福利活动，她也常常到场，两个人跟在孩子身后走来走去。 在给中央的电报里，邓颖超说得很实在：宋庆龄病痛不少，长途坐火车会吃不消。周总理随即安排，让上海铁路管理局准备头等卧车，对她到京后的住所、饮食、参会身份一并细致筹划，还提议从上海带一位她信得过的厨师到北平，好让她吃得惯、住得稳。 八月二十六日，宋庆龄踏上那趟北上的列车。同行的是邓颖超，是廖梦醒，还有那位厨师。车厢不闹，车轮一圈圈往前滚，上海一点点退到窗外，北平一点点靠近。 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专列开进北平前门火车站。站台上早早站满了人。毛主席那天破了自己夜里工作、白天睡觉的老习惯，一早起床，换上浅色中山装，脚上那双平时不常穿的胶底皮鞋踩在站台上。火车一停稳，他就快步走进车厢，同宋庆龄握手寒暄，再陪着她往外走。她穿着那件黑色旗袍，头发乌黑发亮，发髻收得干净。 朱德、周总理、林伯渠、董必武、何香凝等人依次上前问候，五十多人在站台迎接。宋庆龄没多说什么，只是抬脚跟着往前走，这一步，本身就是回答。 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宋庆龄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坐进会场，同各界代表一起讨论新中国的政治蓝图。在随后的选举中，她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个结果摆出来，对国内外都是明白的信号：新中国愿意接住孙中山那条线，把这位老朋友的伴侣请到台前。 十月一日，她站在天安门城楼，看着五星红旗在礼炮声中缓缓升起。后来流传很广的那张“毛主席，周总理，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的珍贵合影”，大致就定格在这样的气氛里。 后来许多年，宋庆龄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身份频繁出现在重大场合。 那张合影里三人并肩而立，也就成了很多人心里一种踏实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