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毛主席往往选人用人不当，把一些工人、农民、基层官兵出身的人选拔到中央领导岗位。我认为这正是毛主席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伟人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行为宗旨，只有工农出身的人才最了解基层群众的心声，让工农出身的能人参政议政，更能为人民服务。任人唯贤、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正是伟人的英明。 关于毛主席用人的议论，流传最广的一句，就是说他爱把“泥腿子”往中央抬。工人、农民、基层官兵走到中枢，在一些人口里成了“用人不当”的证据。 回到抗战初期，他的说法很干脆：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搞空前的大革命，靠小圈子不行，只靠几位“委琐没远见的领袖干部”也不行，政治路线一旦确定，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说白了，谁真正能把路线扛到地面上，才配站在台上。 他识人的眼光，和旧官场那套“看出身、认门第”相去甚远。白居易“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两句，被他用来提醒干部部门：看人不能看一阵子，要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要看他在群众中的口碑，在关键关头的站位。 他提出“贤才”六条标准，执行路线、服从纪律、联系群众、独立工作、积极肯干、不谋私利，“才”只占一条，其余都压在“德”上。 同时又强调“又红又专”，政治方向要准，业务本领也得硬，缺哪一头都撑不住长远的事业。 一九三零年的红四军，是他知人善任的一个缩影。 林彪接任军长，军政委迟迟未定，他性格孤僻，又和历任党代表处得不顺，搭错人就要天天顶牛。 毛主席从干部堆里挑出第二纵队党代表罗荣桓，说这人老实，有原则，顾全大局，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合适。 罗荣桓接任后，红四军政治工作、后勤保障很快有了起色，林彪也服气。多年之后，他成了唯一政工出身的元帅，病逝时毛主席写下“国有疑难可问谁”，算是给那次选人又盖了一枚章。 粟裕这条线，更能看出“任人唯贤、用则不疑”的劲道。 抗战时期，他在华中战场屡建战功，一九四五年九月被任命为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内战一开打，他以三万人迎战国民党十二万人，连打七仗，七仗皆捷。华中野战军同山东野战军会合后，陈毅位高一筹，战役指挥权给谁，敏感又微妙。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毛主席发电，规定大政方针由陈毅和粟裕共同决定，战役指挥权交给粟裕。宿北、鲁南、莱芜三战接连告捷，莱芜战役三天歼敌七万余人，陈毅说他“愈出愈奇，愈打愈妙”，这句感叹背后，是对那张“授权票”的认可。 一九四八年围绕中原形势的几封电报，把“听得进不同意见”写得更清楚。 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后，中央打算抽兵南下渡江，粟裕连发一月二十二日“子养电”、三十一日长电和四月十八日第三封电报，主张集中兵力在中原大量歼敌，同时表态服从命令。毛主席让他进京当面汇报，最后采纳了这个方案，后来战场走势基本印证了这次判断。 对老对手、老同志，他的尺子也不一样。党的七大，不少代表不主张再选王明这类犯过“左”倾错误的人进中央委员会，他仍然主张把他们写进名单，还直言过去对陈独秀、李立三处理过重，教训不小。选举结果出来，王明当选，王稼祥落空，他当场吃了一惊，专门就候补中央委员问题讲话，把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六届六中全会上的作用一条条拎出来，认定这是个“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人。重投之后，王稼祥以第二高票当选。对那批早年让自己吃过不少苦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更看重的是大节，而不是旧账。 新中国的干部格局，更能说明他心里那条线。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七人里，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位非中共人士；五十六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有二十八人来自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三十个部委的正职，有十三人不是中共出身。 程潜、张治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龙云等人进入国防委员会，黄绍竑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傅作义管水利，刘文辉管林业，一九五五年陈明仁还同解放军高级将领一起被授予上将军衔。这样一串名字摆在那儿，很难再用“只信自己人”来概括他的用人路数。 在这样一支成分复杂的队伍里，工人、农民、基层官兵出身的人被大量提拔到中央领导岗位，就显得顺理成章。毛主席反复强调“五湖四海”，反对任人唯亲，还给身边人立规矩：托关系来北京见他的，一律不见；求他安排工作的，一律谢绝。 规矩听上去冷，却把亲疏、门第和“为谁服务”拉开了距离。那些从田埂、车间、连队里走出来的干部，更懂基层老百姓的冷暖。 让这样的人坐到国家权力中枢，有人嫌“不中看”，可在他心里，这恰恰才算“用人得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