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如果叶挺没有遇难，他会不会成为第一元帅？ 个人认为，不会，首先，他大概率不会参加授衔，其次，即便被评为元帅，也在第五名之后，第一元帅除了南昌起义的关键作用外，还有三个重要贡献，是其他人不能比的。 一九四六年“四八”空难，总被人当成改写历史的岔口。 茶桌上聊起叶挺，常有人感叹：要是活到一九五五年，肯定得是元帅。话说得挺满，摆到授衔那张硬邦邦的表上，味道就变了。 元帅军衔看的是履历和责任位置，不是几句“要是当年”的畅想。 叶挺出道早。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他在起义军里挑着要紧的担子；年底广州起义，又站在指挥位置。按一九五五年的标准，“重要武装起义的领导者或参加者”这一条算是硬杠杠。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奉命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 到了莫斯科，王明当面指责，他当场翻脸，公开退党，转身加入邓演达、陈友仁、宋庆龄搞的“第三党”，对中国革命冷了心。 一九三零年春，周恩来在柏林见到他，很清楚这已经不只是情绪波动，而是路线选择，这一笔在党内档案里写得明明白白。 段苏权那一例常被拿来作比较。 红二六军团长征路上，他在黔东独立师当政委，受伤躺在老乡家里，归队时部队已打散，首长以为他牺牲了。一九五五年评衔，最后因为那段时间说不清，被定为“暂授少将”。段苏权如此，叶挺那种公开退党、加入第三党的记录压在档案里，分量只会更重。 后来重新入党，只能说把线接上，组织记忆里的那几笔，很难抹干净。 全面抗战打响，新四军一九三八年组建。军长这个位子，国共两边拉扯许久，最后都同意由叶挺来当，名义上很体面。项英为首的新四军领导层，对这位军长始终有道坎儿。 指战员从红军时代过来，吃穿用度一律从紧，叶挺身上还保留着国民党高级军官那一套，住得讲究，穿得体面。有人解释这是为了统战，好在外面抬得起头，连队里的士兵却难免嘀咕，这位空降来的军长，到底算不算自己人。 那几年，新四军名义上的最高长官是他，真正拍板的圈子，常常把他挡在外面。 皖南事变以后，他入狱多年。一九四一年一月起，陈毅开始代理新四军军长，一直干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接着张云逸再扛着“代理军长”的头衔干到一九四五年八月。真正把格局锁死的，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那封电报。中央给华中局发话，分工写得很清楚，饶漱石当书记兼政委，陈毅就是军长兼副书记，“代”字从这一天消失。 新四军的班底定了形。等叶挺在一九四六年出狱重回党内，对这几年的变化已经陌生，再想一脚踏回原位，谈何容易。 解放战争要的大兵团长期较量。叶挺离开战场十九年，带兵的规模，历史上最多一万多，不到两万人。看他的作战风格，多是死打硬拼，战术上稍做侧翼迂回。南昌起义后续的汤坑战役，就是个鲜例，在敌情不清的情况下强行进攻，结果起义军整体崩盘。 缺了十年内战、八年抗战那种高强度磨砺，这一套水准很难在大兵团作战里突然翻篇。就算中央出于政治考虑，把某个战略区交到他手里，打一两场败仗，很快就会被调去领个闲差。 粟裕从南昌起义一路打出名号，做到华东野战军副司令，战功一场场积出来，威望也一点点堆出来。许世友这样的纵队主官，照样敢摔他的电话，最后还得陈毅亲自出来“镇场子”。粟裕那句“华野离不开陈军长”，说透了军里的真实分量。叶挺十九年不在队伍里摸爬滚打，再回到战场，处境比粟裕要难得多。 一九五五年那套授衔标准也摆在那里。 叶挺最硬的一条，是“重要武装起义的领导者”，南昌和广州谁也不能抹去。抗战时期主要抗日武装领导人这条，他挂着新四军军长的名头，内里权力并不在他手上。解放战争时期各大野战军的主要负责人，这一条他无缘插足。 全国解放后到授衔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门槛就更高。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四年十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只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 新中国第一届国防委员会一九五四年成立，副主席名单几乎把十大元帅都包括进去，旁边还有张治中、傅作义、龙云这样的名字。粟裕这种长期代理华东野战军司令、实际指挥华野作战的将领，也只在委员席上。 把这几张名单摊开，叶挺在现实结构中能走到哪一级，其实一目了然。 叶挺如果没有在一九四六年空难中遇难，那些后来的位置还会如何分配，谁也说不准。 那顶元帅军帽放在那儿，从标准到位置，从战功到信任，每一环都写在纸面上。电报上的字一落定，很多人的命运，就在那几页纸间慢慢定了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