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他与妻子项辉方及四子黄春光、黄春明、黄春耀、黄春义罕见同框，全家身着军装，英姿勃发。长子黄春光曾服役空军，后下海经商，成就斐然；老三黄春耀颇具艺术天赋，投身文艺，创作多部关于父亲的书籍，记录家族历史。 往前翻账，本来只是湖北咸宁的一个青年，叫黄叙钱，在国民革命军里混日子。 局面从1927年9月开始拐弯，那年他跟着部队上山，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到了井冈山，当上红军排长。毛主席听说他叫“叙钱”，笑着点了一句，“老谈钱，名字不够大气”，干脆给他改了名，叫“黄永胜”。名字一改，再往后的路，就全绑在这三个字上。 红军那些年，他几乎把该打的硬仗都打了个遍。第一到第五次反“围剿”，天天在山里跟敌人绕圈，把命压在枪线上。战场上立下不少战功，拿到三等红星奖章，职位也是一步一步往上，最后做到红二师师长。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部队被迫突围，他跟着大队人马上路，翻雪山，过草地，饿得眼冒金星，脚底打泡，也硬是挨到了陕北。 抗日战争爆发，他被调到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职务是团长，驻地在河北完县。那几年，枪声离得很近，白天打仗，夜里安顿百姓，哪一桩都不轻松。就在完县的大街上，他看见一个身影，后来整个人生都扯上了关系。 街口搭起的木台上，一位女战士站在那儿，声音有板有眼，给老百姓做抗日宣传，衣襟收得利落，说话抑扬顿挫，很有书卷气。黄永胜站在人群里听，心里就有了点数，这姑娘不是一般的农村妇女。打听一下才知道，她叫项辉方，完县人，保定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当时已经是完县抗日救国会主任。 工作来往多了，两个人的缘分就不再只是“远远看一眼”。黄永胜时不时去抗日救国会“检查工作”，嘴上讲的是任务，落座之后，总要给大家讲点井冈山的故事，讲反“围剿”，讲长征，讲雪山草地怎么走出来。秋收起义老兵，八路军团长，口才又好，对年轻女干部的吸引力，不难想象。项辉方那边，听在耳朵里，看在眼睛里，心里自然有分量。组织一合计，干脆顺势撮合，两人成了夫妻。 日子本来可以稳稳地往前走，可人的心一飘，事情就变味了。黄永胜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在根据地里权力大了起来，不安分的毛病也冒头。他和一户地主家的女儿纠缠不清，消息传到老百姓嘴里越传越难看，八路军的名声也被带上。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出面，把他严厉批了一顿，这一笔写在档案里，谁都知道不光彩。 不久，他被调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任教导第二旅旅长。项辉方这边，先去白求恩军医学校学习，又赶到宁晋绥联防军，在第二旅负责家属党小组工作，还到察晋军区热辽纵队政治部保卫一科当科长。她的路，是一步一步从县城女教师，走成在部队系统里有担当的女干部。抗战胜利之后，夫妻俩跟着部队一道进东北，解放战争打响，战场换了地方，人还在队伍里。 解放战争那几年，黄永胜的职务攀得很快。先是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再到东北野战军第四十五军军长，最后坐上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的位置。每次调整，肩上的担子更重，也离权力中心更近。 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第十三兵团成了志愿军主力之一，首批入朝部队大多从这里抽调。按照常理，兵团司令应该带队跨过鸭绿江，这样的战场，对一个一辈子打仗出身的将领来说，也是再添一笔军功的大机会。上级综合情况之后，作出不同安排，让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率十三兵团入朝。黄永胜留在境内，没有走上朝鲜战场。这一笔，在当时并没立刻改变走向，他照样在解放军里继续上行。 十年特殊时期，他的官职已经站到顶层，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个位置，光环多，诱惑也多。早年就有的“好色”毛病，在这样的环境里越发纵容，行为比过去更出格。家里那边，矛盾越积越厚。 项辉方对这些乱七八糟的行径极为反感，不愿跟着一起沉沦，一次又一次向组织提离婚，材料送上去，回声寥寥。婚姻变成了摆设，她干脆从家里搬出去，和他分居，把那点仅存的形式也掏空。她没有参加黄永胜一系的种种“活动”，对老干部受到迫害的情况，反过来多次向上反映，把知道的情况一点点说清。 真正的大关口，是“九一三”事件。风向骤变，许多风光人物一夜间被拉下台，黄永胜深陷其中，被严肃处理。这个时候，项辉方不再沉默，正式向组织全面检举他的行为，讲清多年里参与迫害老干部的细节。同时再一次表态，自己不是他的家属，请求组织批准离婚。这回态度得到认可，组织同意解除两人的法律关系，也承认她早就实际划清界限的事实。 同一时期，几位涉案高层的家属遭遇截然不同。吴法宪的夫人陈绥圻、李作鹏的夫人董其采、邱会作的夫人胡敏，在事件之后被开除党籍和军籍，被当作同一系统的一部分来处理。对比之下，项辉方的结局完全不同，她不仅没有被牵连，还被提拔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做事。 时间再往后推。老照片上那四个穿军装的儿子，各自有了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