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意外俘获十余名日军溃兵，团长原欲处决所有战俘，然而战俘名单中的大宫静子颇为特殊，她是岛国战地医院护士，未伤害中国人，并非战斗人员，团长不禁踌躇起来。 彼时缅甸战场已近尾声。孙立人率领的新一军自1945年1月攻克南坎后一路南下，日军第18师团被打得溃不成军，残部四散逃入密林。 战后日本厚生省的统计显示，赴缅日军超过30万人，战死者近19万，活着回去的不足12万。大量随军医护人员在这场崩溃中被俘或流亡，大宫静子便是其中之一。 她出身金泽一户商贾家庭，战争末期被强制征召，仅接受了短暂的护理培训便被送上运兵船。她甚至不清楚自己会被派去哪里。 连长刘运达是四川江津白沙镇人，跟着远征军一路从滇西打到缅甸腹地。他见过太多战场上的事，对生死早已麻木。 但大宫静子让他停下来想了想——这个女人跪在受伤的战俘旁边，撕下自己衣角帮人止血，用谁都听不懂的日语轻声说着什么，表情却是所有人都看得懂的那种。 刘运达没有下令处决她。 遣返名单下来的时候，大宫静子没有在里面。她把一本日记递给刘运达，日记里写的是对战争的反省，以及对活下去的期待。 两人在越南边境一个小镇完婚，她改名莫元惠，跟着刘运达回了四川。 但刘运达的日子并不好过。1949年之后，前国民党军人的身份让他几乎找不到正经工作，只能靠卖力气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双手常年满是裂口。 莫元惠的日本人身份在那个年代同样是麻烦，"有海外背景"这几个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足以让人招来无妄之灾。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这个家庭经历了什么，莫元惠从未对孩子细说过，只是教他们遇事不要记恨。 与此同时，大宫静子的父亲大宫义雄在日本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女儿。1963年中日友好协会在北京成立，以廖承志为会长，是周恩来推动对日民间外交的重要渠道。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民间往来开始松动。大宫义雄抓住这个时机，以中日友好协会相关身份于1977年访问中国，正式提出寻女请求。 中方调查人员辗转联系到当年缅甸战场的老兵，顺着这条线，找到了白沙镇那个隐匿了三十多年的家庭。 父女重逢那天，大宫义雄看着眼前这个穿着粗布衣服、说着四川话的女人，一时没能开口。莫元惠也沉默了很久。 三十二年，两个人各自在不同的地方活下来，中间隔着一场战争、一段婚姻、还有一个她从未向孩子提起的真实身份。 莫元惠后来带着刘运达和孩子去了日本，大宫家族在当地颇有声望，莫元惠的故事在日本被当作中日和解的象征，她参加了多场反战讲座。 然而她在日本的生活并不轻松，语言隔阂、身份压力、两个世界之间的拉扯，让这段团圆并不像外人看起来那样简单。 最终，莫元惠选择回到白沙镇，回到那条她挑过水、敲过邻居家门的小路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