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陈芝秀抛下年幼子女和丈夫常书鸿，跟下属私奔，多年后，与女儿在杭州相遇，她衣衫褴褛，目光呆滞，已下嫁工人并生下一子。 这个结局，或许连陈芝秀自己也没料到。 时间倒回1935年秋天的巴黎。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上，常书鸿偶然翻到一本由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编辑的画册，厚厚六册，收录了约四百幅敦煌石窟壁画与彩塑照片。 常书鸿愣在原地，他在法国画坛已小有名气，曾师从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劳朗斯，在巴黎美术沙龙先后获得金奖数枚，连巴黎近代美术馆也收藏了他的作品。 可眼前这些图录，让他突然意识到，他一个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艺术宝库竟一无所知。 他当即赶往吉美博物馆，那里存放着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部分文物原件。常书鸿后来在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里写道，他在那一刻感到深深的惭愧，一个倾心西洋文化多年的中国画家，竟对本国这座艺术宝库毫不知情。 他决定回国，去敦煌。 陈芝秀不同意。彼时两人在巴黎生活稳定，女儿常沙娜年幼，国内局势又动荡不安。但常书鸿心意已决，1936年，两人携家带口回国。 此后几年，一家人辗转于重庆等地，直到1943年，常书鸿接到梁思成的邀约，举家迁往敦煌，筹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 敦煌的生活与巴黎相差何止千里。风沙大，水源少，补给困难，研究所开办经费仅有区区五万元旧币，严重不足。常书鸿一度靠卖画、典当行李来维持运转。 陈芝秀在这里找不到任何她熟悉的东西，巴黎的沙龙、街头的咖啡馆、雕塑课的教室，全部消失了。她提出带孩子回重庆上学，常书鸿以战时安全为由拒绝了。 就在这段时间，一个名叫赵忠清的国民党军官出现在研究所。赵忠清与陈芝秀同是杭州人，两人话题投缘，赵忠清主动协助陈芝秀打理家务，常书鸿甚至还聘请赵忠清担任总务管理。 1945年夏，陈芝秀以看病为由提出去兰州，常书鸿派赵忠清陪同。这一去，便是预谋好的私奔。 常书鸿得知真相后，骑马追赶，途中坠马昏迷数日，醒来时，报纸上已登出陈芝秀的离婚声明。彼时，女儿常沙娜十四岁，儿子常嘉陵才四岁，两个孩子留在了敦煌。 1945年，又一场危机几乎同步降临。教育部以经费紧张、政局不稳为由，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抗战胜利后，所里的工作人员陆续离去，最终只剩两名工人守着偌大的莫高窟。 常书鸿收到北平艺专的聘书，完全可以就此离开，体面转身。但他没有。 1945年冬，常书鸿带着一双儿女前往重庆，随行的还有一批敦煌壁画临摹作品。他在兰州和重庆先后举办画展，同时拜访傅斯年、徐悲鸿、向达等各界人士，四处奔走。 当时重庆局势混乱，各部门负责人纷纷南下，中央研究院久久找不到能拍板的人。 直到1946年，常书鸿终于见到刚从延安参观归来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研究所才获批复原，并拨付了一辆卡车和若干物资。这一次奔走，耗去了将近一年。后来加入研究所的段文杰，日后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 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樊锦诗曾说，若当年常书鸿没有坚持下去，研究所极可能就此散了，敦煌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常书鸿此后继续在敦煌工作，1947年与助手李承仙结为伴侣，两人共同修复洞窟、加固崖壁。1956年，常书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他将后半生全部押在了这片戈壁上。 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在北京辞世，享年九十岁。遵照遗嘱，一部分骨灰安葬于敦煌莫高窟。他在给友人信件落款上，晚年始终写的是"客寓京华"四个字——北京不过是暂住的地方，他的根，一直在敦煌。 而那位当年选择离开的陈芝秀，赵忠清后来将她抛弃，她辗转漂泊，艺术圈不再接纳她，靠替人洗衣为生，身体每况愈下。晚年与女儿常沙娜在杭州重逢时，已是另一副模样。 两个人，同一段岁月，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